2007年12月20日

中国年2008

进入2008北京奥运会倒计时阶段,世界各国都表现出对中国的关注。法新社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奥运会将作为中国的跳板,让中国成功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的大军。另一方面,一些维权人士和西方分析家对中国经济的过快发展也提出了质疑。德国之声译载如下。

2008奥运会将给北京的经济和政治带来一个全新突破。明年8月开幕的北京奥运会将成为中国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一个跳板。几年来中国已经做好迎接这一巨大国际考验的到来。北京将作为一面中国的镜子向世界展示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

拥有千万人口的中国首都--北京将以高度现代化的进程,友善的姿态迎接世界宾客的到来,并展示中国的和谐社会。无论如何奥运会已被盖上了高科技含量的印章。北京决不会让任何客人在任何时候感觉自己来到了发展中国家。当然,中国官方是这么给中国定位的,尽管明年德国世界出口冠军的位置很可能被中国取代。

北京领导人总是以非常果断的方式和一切干扰势力作斗争。他们总是强调,有些人利用奥运会搞政治。但维权人士责备共产党的恰恰是利用奥运搞政治。环保
积极分子、中国维权人士胡佳认为:
"北京政府想通过奥运会让他们的政策合法化。政府想通过奥运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1936年纳粹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那样。"胡佳今年被提名萨哈罗夫权
奖。现在他和其他维权人士一样在中国遭到监视居住,有的则遭到软禁或被拘捕。因为谁要是对中国成功的政治、经济成功进程有异议,谁就得受到压制。

尽管在人权问题上中国经常受到国际上的批评,但是经济上中国已在世界奠定了经济发展新升起的巨星的位置。2008将不仅仅有奥运奖牌。在这一年里,
中国将登上世界经济第三个席位,居美国、日本之后,高于德国。甚至德国当年经济奇迹的标志-钢铁领域,也已经被中国在2007年上半年超过了。在即将结束
的这一年里,中国经济增长将增长11.5%。政府把经济降温到能够承受的8%的努力失败了。于是,对通货膨胀和伴随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的巨大社会爆炸力的
恐惧,在中国晃悠着。

另外,中国的超级状态同样反映在股市上。现在世界头10位最有价值企业中已有5家是中国的。例如,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今年11月就一跃到世界股值
之首,超过了美国Exxon能源集团公司,而中石油集团其实只拿出其所有股份的20%上市,剩余的80%则由国家继续控股。分析家认为,用不了多久,不可能还有跟中国经济不沾边的企业会排在世界股值排名最前列。

同时,中国企业成功进入世界市场也引起了世界对中国产品质量及中国生产商责任问题的关注。例如,之前中国生产的有毒玩具召回事件等不合格中国出口产品在过去一年都没有给中国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

本文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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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5日

蚂蚁撼动和谐社会,国安不能维持国安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中国辽宁省正在上演的"蚁力神"事件最形象地演绎着这一中国古训。涉及上百万人的社会事件、上万人的游行示威在中国的媒体上竟然是不存在的,国家机器采取围堵和高压的一贯策略,企图靠国安、警察和社会控制,将事件纳入"和谐社会"的轨道。

墨非定律说:"如果一件事情有可能被弄糟,那它就一定会被弄糟。"在中国的背景和中国特色的"治国"思路下,一场本来是正常的商业破产事件,就不但变得极不正常,而且还正在朝被处理得极为糟糕的方向演变。

在当今中国,最容易制造的大概就是神话,最容易破灭的也就是神话。今年11月底,亢奋了八年之久的"蚁力神"神话终于破灭了。就像赵本山为蚁力神做的广告:"管用吗?谁用谁知道!",据说有100多万户的"蚁民"现在都知道:上当了,赔了!于是有上万"蚁民"聚集到辽宁省首府沈阳游行示威,要求政府负责。一场骗局或者说是赌局破灭是早晚的事,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但是骗局和赌局的发生和收场方式却是典型的中国事件。

"蚁力神"-中国社会的一剂"伟哥"

通俗地说,"蚁力神"是沈阳天玺集团在全国推销甚至出口的一副壮阳药,其神奇成份来自"拟黑多刺蚁"。天玺集团通过"委托养殖"这种几乎是不劳而获就获取高投资回报率的方式作为诱饵,将上百万家庭纳入了今天看来属于"非法集资"的骗局和赌局,养蚂蚁的热潮不但席卷辽宁,甚至还波及其它省市及香港。例如,浙江省绍兴就有一位"蚁民"将30万养老钱交给一位熟人去投资"蚁力神",结果他连蚂蚁的尸首也没见过一个,钱就打了水漂儿。相比之下,绝大部分血本无归的辽宁"蚁民"至少还是"幸运"的:他们的家里至少还有若干养着蚂蚁的纸箱和一纸委托养殖的合同。

有了赵本山和范伟在央视黄金时间的广告代言,"蚁力神"的在中华大地上的名声和热度几乎可以与"脑白金"齐名。然而,赵本山说了"管用"就真的管用了吗?其实早在2003年,中国媒体就有报道,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就警告"蚁力神"含有处方浓度的"西地那非"成分,即地球男人都知道的"伟哥(Viagra)"的主要成分。

"蚁力神"到底有多神,大概不仅仅是赵本山才知道。就像天玺公司为养蚁户的确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诱人的投资回报,"蚁力神"也靠"药力不够,西药来凑"这一中国保健药品的流行手段,让用过的人知道确实还"管用"。在中国,真药假药品都做广告,而且广告铺天盖地,似乎整个社会都在生病,而"蚁力神"恰是一副给中国社会带来过度亢奋的"伟哥"。

虽然"管用"的代价是"蚁力神"的堪比伟哥的价格,但是它的盈利显然不足以支撑天玺集团为蚂蚁养殖户提供的50%到40%的高回报率,这是明眼人早就看出来的问题。2001年和2004年,在政府打击非法集资的运动中,王奉友虽然落入调查者的法眼,但是每次都被放过一马,这也是如今广大养殖户认为"蚁力神"的背后有政府暗中保护和扶持的原因。2003年,王奉友成立了房地产公司,如果政府监管尽职尽责的话,至少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王奉友用"蚂蚁圈地"的可能。但是,直到不久前,王奉友头上仍然笼罩着绚丽耀眼的光环,受到政府、媒体和各种专家的吹捧。在天玺集团的官方网站上,依然能看到今年五月王奉友获得第二届"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家"称号的图文报道,把他捧上神坛的是人民代表报社、国家行政学院经济研究等,颁奖的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

就是这些光环,让身在局中的"蚁民"迷失了起码的判断力,盲目相信这是一条保了险的、除了给蚂蚁喂水喂面包屑就无需付出劳动的快速暴富之道。也正是因为这些光环,在蚁力神破产后,蚁民们相信他们是权势者勾结起来利益分赃黑幕的无辜牺牲者,是在信息完全不对称和被剥夺了知情权的游戏中必然的输家,因此他们自然迁怒于那些制定中国游戏规则的权力与商业精英阶层,如果事件得不到蚁民眼中的"公正"的解决,他们的愤怒必然指向这个制度。

一场游戏规则就不公正的游戏,你不能指望有一个公正的结局。从表面上看,政府不应该为一场赌博的输家赔偿损失,因此"蚁民"要求政府承担损失似乎有欠公正,但是这么大的赌局能堂而皇之地在中央电视台大作广告,能在官方打击非法集资的运动中毫发无损,由此带来的上百万社会成员蒙受巨大损失,政府显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何况即使是一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果受灾面积很大,政府也有义不容辞的救济义务。

"三个代表"与"三个镇压"

如果说"三个代表"代表的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合法性理想与愿望,那么"三个镇压"无疑是与"和谐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个现实写照。在一个国家权力不受监督、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民意缺乏凝聚与传递渠道、机会不均等、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成员之间缺乏信任的社会,"社会和谐"不过是"社会控制"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蚁力神"破产演绎成万人上街的抗议事件后,中国互联网禁忌词汇表上又新增加了"蚁力神"这字词,在中国最大的检索引擎百度上,"蚁力神"从此消失了。作为互联网时代群众自发组织的一个有用工具QQ群,只要被发现与"蚁力神"有关后,立刻就被封锁了。中国的官方媒体对事件噤若寒蝉,禁止蚁民上街闹事和上访成了辽宁省各级政权与专政机器最紧迫的任务。

12月11日,德国之声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沈阳市和阜新市的若干蚂蚁养殖者,了解了一些蚁力神事件的当事人情况和他们眼中的事件最新发展。

沈阳市的沈女士(化名)说,政府对群众抗议采取的是"三个镇压"政策,即网络镇压、媒体镇压和群众镇压,试图来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她说,沈阳当地警察被授权在必要时用武力镇压"闹事者"。

沈女士证实,蚁力神无力偿还本利的风声传出后,成千上万的养殖户通过互联网QQ群等联络手段组织起来到沈阳省政府前抗议,与警察发生了冲突。为了平息风潮,沈阳市政府采取的处理办法是让养殖户到社区居委会登记填表,以便明年返还一部分款项。至于谁来返钱、返多少和什么时候返,政府还没有做出任何交待。

阜新市的刘先生也参加了万人到省政府前的示威游行。他也向德国之声证实,他被要求到社区登记,社区通知他们在12月20日到3月9日之间将养殖蚂蚁的合同原件上交,作为以后赔偿的证据。但是刘先生担心,合同原件上交后,手中的证据就没有了,从而失去索赔的资格。社区对养殖户的损失赔偿不做任何具体承诺,只告诉他们天玺公司正在破产清算中。但从上交合同的期限来看,短期内能赔偿蚁民的可能性不大。
直到12月10日,辽宁省各地方电视台才播报辽宁省公安厅对王奉友刑事拘留的消息,冠以的罪名是"组织、策划、煸动蚁力神养殖户集体上访,扰乱社会秩序"。官方媒体的定调不但与事实不符,在媒体失去公信力的中国,人们不由得猜测这是政府为自己开脱责任。阜新的刘先生说,养殖户最关心的返钱问题,但官方唯一的报道对此根本不提。

刘先生说,他当初去沈阳抗议完全是自发的,根本没有任何人唆使。他还说,现在上访和游行很难组织起来了,因为辽宁省政府下了狠令,叫做"有上访,就下岗",即阻止养户上访的工作从上至下一级级包干到户,基层干部将控制工作落实到每一个养户,谁手上负责的养户出了问题,干部就得下岗。

"三个镇压"之亲身体会

"蚁力神"事件爆发后,因网上报道"重庆九龙坡最牛钉子户"而被称为"中国第一公民记者"的周曙光从湖南赶到沈阳寻访养殖户,但行踪却逃不过国安和警察的眼睛,被强行遣返。将博客作为一种"个人媒体"观察和参与公共事件与社会进程,这种所谓的"公民记者"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但在中国却因为技术上的阻碍和政治上的危险而属凤毛麟角。在"蚁力神"事件上,公共媒体缺位和失声,像周曙光这样的"非典型愤青"就弥足珍贵。

没有正常收入的周曙光向妈妈借了些钱和带上部分自己准备开个小店的本钱,11月29日从湖南乘火车赶赴沈阳,为了省钱,他乘硬座一路颠簸到了东北。到了沈阳后第一天没有访问到"蚁民",第二天通过网络约到一个辽阳农村的养殖户见面,但是刚进这家的门就有公安来访。这位养殖户被公安带走,周曙光躲在阁楼里偷偷拍下了楼下的警车。

周曙光第二天与辽阳的一个养殖户约好见面,刚碰面就被警察带走,经过连夜的软硬兼施的轮番审问,周曙光在被超过了24小时的拘审后,在名警察的贴身"保护"下乘飞机被送回湖南,他身上仅有的一千多元被没收买机票,虽然他本人并不想坐飞机回去。

周曙光把自己的经历写在了博客上(www.zuola.com),因为博客是设在国外的服务器上,德国之声记者可以在德国浏览周曙光的博客。周曙光的东北寻访养殖户的经历表明,辽宁已经从网络到村落都布下了由国安和公安组成的天罗地网,个人就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房子当中,公民抗争的空间和知情的权利都被限制到最小。中国的"和谐社会"就是通过强大的无所不在国安和公安组成的国家统治机器的高效运作来维持的,在中国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群体抗争和维权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社会控制模式。

周曙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受灾数据我没有,我得不到这个数据,有人称有120万蚁民,有600亿的金额,法律维权也是不通的,上级给所有法律事务所发通知了,在我的BLOG的留言中可以看到部分蚁民的意见和他们提供的数据。我的看法是,正因为媒体监督的缺位,才导致小社会问题发展成大的社会问题。"

如果东北之行有什么让周曙光感到幸运的地方,那便是他没有成为另一个孙志刚,以心狠手辣著称的辽宁警察最多只是在面对周曙光的"狡辩"没有办法时,恼羞成怒地在他头上狠狠敲了一拳和在脖子上砍了一掌。
周曙光在他的博客里总结说:压迫是正常的,放弃抵抗是不正常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别指望英雄来救你,即使有英雄--如果是自上而下,他也只会成为下一个独裁者,狼去虎再来;普及民主意识,提高国民文化教育水平。
拯救你们自己的任务就交给你自己了。

他最后带有几分愤世嫉俗的口吻说:我对目前任何人的生死没有责任和义务,能救你们自己的只有你自己。别来我这里寻找正义和真相,正义和真相都是唯心的定义,你认为是真相那就是真相吧,关我屁事。
谁该为什么负多少责任?

阜新市的刘先生从2006年开始养蚂蚁,开始时投入几万,目前连本带利被欠款30万。刘先生对德国之声说,"一直到今年10月,天玺公司都是每两个半月回一次款,分四次返回本钱,也就是说投进一万元,不到一年就能收回本钱了。但是大部分养户都是把返款再投回去,因此通过养蚂蚁实实在在能把钱拿到手里的人很少。"

刘先生说,蚁力神从1999年开始借"委托养殖"集资,到2003年时,他看到参与其中的人开始多了起来,特别是今年5月,他身边的熟人中很多人都加入进来。由于天玺公司返款一直不错,公司老板王奉友头顶"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社会慈善家"、"全国商会副主席"等光环,经常在媒体上与省长等高官共同亮相,还有赵本山、范伟给"蚁力神"在中央台做广告,手持商务部首批直销牌照,因此不知情的老百姓参与的越来越多,进去的也不愿意出来,指望利滚利发更多的财。

沈阳的两位养殖户向德国之声描述的情况是,蚁力神8年前开始集资了,沈阳普通百姓可以个人名义与该公司签订合同购买蚂蚁。蚂蚁装在大小不等的纸盒里,价格在3、5到10万一盒。天玺公司承诺一年内返回投资人50%的利息,后来因为参与人数太多,公司将利率减少到40%。返款实际上以14个月为计算单位。天玺公司的集资总额公布的是3亿人民币,但实际比这个数字要大,坊间猜测在160亿左右。

沈阳的沈女士说,养蚂蚁不需要地方,只要在自己家中喂养水和面包就可以。14个月后公司来人取蚂蚁,但并不检查蚂蚁的饲养情况,甚至连死蚂蚁也照收,给养殖户的感觉是蚂蚁对天玺公司来说似乎并不重要。

阜新的刘先生和沈阳的沈女士都认为,即使没有可能的腐败背景,政府在这件事上至少负有"不作为"的责任,这也是他们上街希望政府出面主持公道的原因。

但是,也有的养殖户对此持不同的看法。沈阳的李先生在电话里对德国之声说:"我觉得应该给政府点时间来处理。而且我本人也习惯了政府没有多大作为,所以我没有去上访上街,心态很平和。"

李先生说,"我本人是从事财务工作的,其实我当时就觉得投钱养蚂蚁是投机,带有赌博的性质,问题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赌和是否能输得起。我当时投了几万元,五年来没有拖欠返款的现象,再加上王奉友显得很有背景,总觉得这件事挺让人放心。我甚至觉得王奉友是拿了钱去干别的,去做比卖蚁力神来钱更快的事,而对我来说,他干什么我不管,我只要有回报就行。现在蚁力神倒闭了,我的损失我认了。"没有绝对的理性,就看你面对的诱惑是不是足够大,李先生虽然一开始就不信"蚁力神",但是他最终没有经得住财神的诱惑。

李先生说,养蚂蚁其实有点像炒股,玩的人都是想不付出劳动就挣大钱,这件事给他的教训就是应该勤劳致富。他说,他身边的"蚁友"也有人持同样的看法,他们不想把自己的责任全推开,现在能做的就是平静下来观望,看政府怎么处理。

一位自称辽宁省政府公务员的人在网络上发表"写给致力于揭露蚁力神集资骗局的同志们"一文,说政府并没有象一些养殖户说的那样"不作为",没有及时查处的原因是养殖合同对法律规避的特别好,政府找不到能定性为非法集资的理由。这位"公务员"似乎更像是政府的御用写手,在发表于11月22日左右的这篇为政府辩解的网文中,已经暗示政府将会给王奉友戴上"煽动养户到政府闹事,让政府背损害养户利益的黑锅"罪名。

不是结语的结语

在一个法制国家,"蚁力神"这样的事件应该是一起商业破产事件以及由此带来了严重社会后果,从法理上政府也不应该承担直接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但是问题在于,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因此只从法律上理解蚁力神事件必然是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误读。

政府和媒体缺少公信力,社会缺乏诚信的的游戏规则,近来在媒体和网络上有关华南虎照片和月球照片真伪的争论就是中国的诚信与信任危机的表现。"蚁力神"事件中,至少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说王奉友有政府的直接支持。但是,在中国,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去推断,这件事与政府腐败无关简直是违反常识,所以尽管政府可能对"蚁力神"倒闭事件没有法律上直接责任,但是却不能不为此而负担"感觉上的责任"。如果政府推卸了这一公民从感觉上认为它该负的责任,同时公民认为自己被剥夺了知情权,媒体或者封锁消息或者干脆不为人所信,社会愤怒就没有了疏通的管道,就会爆发所谓的群体事件,而且是压制越严,最终爆发的破坏力越大。

"蚁力神"事件也折射出暴富掠夺成为楷模、除了投机没有机会、能捞就赶紧捞一把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急功近利的末日心态。对于除了听信谎言和被强势者操纵就没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机会的社会底层人群来说,想不上当都难,养蚂蚁成了他们脱离苦海的一棵诱惑稻草,但这些蚂蚁最终榨干的是他们的血汗。其实不仅仅是对于所谓的弱势群体,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想选择一条没有陷阱的路几乎是不可能的,譬如股市和房市。也许只有在中国这片特定的土壤上,王奉友的蚂蚁才能如此旺盛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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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战后欧洲重振史

大部分人都以为自己对欧洲以及欧盟的历史已经相当了解。殊不知,看过布鲁塞尔欧洲博物馆的第一个展览,你便会发现,我们的认识往往相当肤浅。德国之声记者报导如下。

欧洲从战后一片废墟发展到今天名曰欧盟的现代化方式的国家联合体,其过程是被解释介绍得最多的政治进程之一。其每一步通常都有一个条约或曾举办关键性峰会的地名为代名词。

提到近代欧洲历史,人们总会想到各国一些前任领导人,其中包括亦被称为欧盟之父的法国人让?莫内(Jean
Monnet)、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等。

然而,人们在此常常忽略的是欧洲人民自己漫长的恢复过程:在战后国家那日复一日寻求生存的艰辛;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没有具体的人来代表。现在,布鲁塞尔名为《这是我们的历史》(It's
Our History)的展览介绍的就是这些被忽略了的故事。

长期展示欧洲的记忆

这一展览将持续到明年3月23日。该展览是布鲁塞尔欧洲博物馆举办的第一个重要展览。该博物馆现在还是借布鲁塞尔Tour &
Taxis博览会场地举办这一展览的。等其寻得自己的场地后,本次展品将构成其长期展出的核心收藏。

"这个展览表明,我们欧洲人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博物馆学术总监Elie
Barnavi说。"有这样一个展示很重要。我们会保留很多展品,还会继续收集其他物品,构建我们的长期收藏。除了精心策划核心内容外,我们还会组织短期展览,专门介绍欧洲历史的某个方面,比如说以欧盟扩大为主题的特展。"

10年过去了,欧洲博物馆依然还只是一个未付诸实现的集体构思。这个集体是一群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推动者,他们志在为欧洲创建一个"记忆的场所"("place
of memory")。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介绍欧盟历史的基本收藏,我们可以展现欧洲多种多样但却独具一格的文化。"Barnavi说。他曾任以色列驻法国大使,本职工作是现代历史学教授。

目前这个展览带领参观者走过欧洲战后重建恢复、以各种协议条约为标志的一步步,但展览密切关注的却是置身这些变革中的普通人,通过令人感叹不止的展品展现这些人的经历。展品是欧洲80多家博物馆捐赠的。

不忘欧洲的奋斗

一位年轻女子用联军的旗帜缝制的的衣裙深刻地反映了二次大战后人们恢复正常生活的努力。1956年发生匈牙利反苏事件时一名匈牙利青年的日记、戒备森严的东西边界均体现了欧洲争取自由的斗争在二次大战结束很久以后依然还曾继续。

欧盟是一步步发展成今天的27个成员国的。每个国家都有一名代表在与其个人相关的欧盟发展阶段以录像形式向参观者介绍他们个人的经历。

"我们是通过熟人、通过使馆找到这些人的。"Barnavi说。"工作蛮辛苦,可当27个人集中到这儿以后,形成了如此大的力量……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有酸甜苦辣,有得有失有希望,看到他们尽管有语言障碍还是能分享感受,真是非常动人。他们成为一个团体,而且还带来不少有趣的轶事。"

"我们有个波兰人,他参与了格但斯克协议的签订,可以说这个协议使波兰脱离了共产党的统治;一个罗马尼亚人原先是冰球明星,后来成为欧盟委员;还有法国和英国的两名工程师是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打通时伸手相握的第一对儿。"

每一个人都为这个展览献出他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瞬间、他故乡的一个历史瞬间。

往日的声音和感觉

虽然展品本身展现的是欧盟发展关键时刻的一个个见证,但展览本身并不仅仅局限于展现往日留下的件件文物,新的艺术作品和艺术装置也在这里展现,提出对欧洲历史的现代诠释。音像装置引导参观者自己体验那种时刻的感受。

Barnavi介绍说:"欧洲到处都有不少博物馆拥有这些历史的实物见证,我们也有,但参观者在我们这里还可以感受历史。"他举例道:"比如说柏林墙的倒塌。我们没有放块柏林墙,而是做了一个漆黑的房间,参观者可以在里面听到呼喊自由的声音,听到当时的新闻报道,甚至还可以听到斧头敲击柏林墙的声音。我们想把参观者带到当时的气氛中,即使听不懂语言,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声音是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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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3日

北京的经济主导论与香港一拍即合

香港特首曾荫权上个月刚刚赴北京述职归来, 今天上午又向北京递交了关于香港民主改革的施政报告。报告没有明确香港实行普选的时间, 但却表明,
2017年之前不会实行普选。从97年香港回归以来, 实行普选一直是讨论的热点话题, 而具体的时间表也是一拖再拖。 香港人对此反应各有不同,
民主派深表失望。

1997年香港回归时, 在实行港人普选这个问题上就产生了不小的争议。 当时香港提交了普选方案, 中国中央政府也给了三个咨询方案,
暂定的时间框架是到2007年, 2012年以及2017年以后。 香港特首曾荫权今天上午又向北京政府递交了关于香港民主改革的报告。
报告中没有明确香港实行普选的时间, 但是表明, 在2017年之前, 香港不会实行普选。 港人对此反应各有不同。
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介绍道:"我相信民主派肯定对此表示失望。 但是我想, 大部分人的反应是比较坦然的,
也可以说这种坦然的背后是一种无奈。 当时北京的普选第三个方案是2017年或2017年以后。假如了解北京政治思维或是和北京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
这里的潜台词就是, 肯定会是第三个方案。 所以这么多年来, 无论左中右各派, 大家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邱震海认为, 制定2017年这个框架, 至少为2017年之后的发展定下了初步目标。 当初人们最担心的是, 2017年之后怎么办。
是不是要遵循"50年不变"的政策, 等到2047年再说普选的问题。
曾荫权的报告至少证明2017年之后普选有可能。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也表示, 2017年实行普选的机会比较大。
这当然对民主派港人来说是很失望的, 因为这意味着2012年实行普选的希望彻底破灭。
邱震海认为香港政府实际上是夹在北京政府和香港人民之间左右为难, 但又试图在两者之间求平衡。 这次将普选框定到2017年以后的报告,
也是出于无奈的表现。

其实在讨论实行普选之前, 我们应该首先明确北京和香港双方对普选的定义是否一致? 如果是北京政府选定一个或几个候选人,
然后由港人投票从这几个候选人中选出政府代表。 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到底未来普选的模式怎样, 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案。 一个是具体的时间, 一个是模式。 北京有没有可能,
将候选人的确定到最后选出都交给香港市民, 这个风险很大, 因为最后有可能选出北京不愿意看到的候选人。 还是北京框定几个候选人,
但是最后投票的举动是一人一票。 北京也可以说, 我给了你普选的机会。 这两种模式还没有提上香港辩论的议程。 但是我们知道,
政治往往是一种妥协。 到最后双方都要让步, 才能达成一致。 只不过现在所有人的集中力都在这个普选时间表上, 对模式还没有讨论。

香港的经济形势十分喜人。 大陆对香港给予相当大的财政支持。 北京还承诺继续保持"港股直通车"。
那么香港人会不会顾及社会的以及个人的经济利益, 而逐渐冷淡对政治的热情? 邱震海的观点是:"这个已经产生了。 香港人很勤劳, 很务实。
务实的背后与其说他是政治动物, 不如说他是经济动物。过去香港人追求民主的热情那么强烈是因为, 97年回归前不少人对共产党的统治有些恐惧。
但是后来董建华的政府统治无力, 包括金融风暴。那么所有人都认为普选的话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其实也是虚华的东西。
为什么03年有50万港人走上街头游行, 要求普选, 北京也做了评估, 就是因为香港经济不好, 人们不满。 那么北京就想, 好吧,
你是经济动物, 我就给你经济。 这就是北京的经济主导论。 我个人认为, 这种方式不会长久有效。 很遗憾的是,
这种方式与香港人是经济动物一拍即合, 造成香港人以前的追求民主的热情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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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8日

中国再起重大矿难

中国再次发生重大矿难。当地时间星期三晚间,山西临汾市洪洞县新窑煤矿发生爆炸,据媒体称,事发时井下至少有120人,而目前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05人。

山西省洪洞县曾经因为京剧苏三起解中的一句"洪洞县里无好人"而知名,今年又因为爆发黑煤窑事件而成为中国媒体的焦点。而就在黑煤窑被揭露后不到半年,新窑煤矿爆炸再次让洪洞县的名字上了报纸和网络的头条。

当地时间12月5日晚间23点15分,位于洪洞县左木乡红光村瑞之源煤业公司的新窑煤矿发生爆炸,据事后媒体报道,煤矿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当晚并没有
向上汇报情况,而是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通知有关部门,从而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在得到矿难通报之后,当地建立了抢险救援指挥中心,开始援救行动,而井下被
困工人的数字也开始逐渐被披露,起初有消息称,井下被困工人不少于50人,后来上升为96人。

12月6日晚间18点左右,救援中心第一次公布死亡人数为45人,随着救援行动的深入,目前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05人。但是井下被困人员的
具体人数目前还在核实中,不排除死亡人数继续增加的可能。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和山西省省委书记张宝顺都已经抵达事故现场。

作为世界最大的产煤国,中国的产煤量占世界总量的30%左右,但是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却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即使按照每生产百万吨煤的死亡人数来计算,中国矿工的死亡比例也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十倍以上。

据统计,今年头三个月,中国就发生了99起矿难事故,导致297人死亡或者失踪。而按照历史经验,冬季往往是中国矿难事故的高峰期。由于对燃煤的需求加大,很多煤矿都会加班加点,乃至在安全条件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让矿工下井挖煤,从而发生事故,并从而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中国政府最近几年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将安全监督管理局升级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并且对各地煤矿,特别是小型煤矿
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行动,近年来已经关闭了上千家小型煤矿。但是,由于矿主受经济利益驱使,超量开采,安全防范措施欠账太多,以及井下工人缺乏相应安全培
训,造成中国矿难死亡人数依然高居不下。

海外媒体普遍把中国煤矿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场所之一。而这次发生事故的山西省临汾市更是险中之险,因为该市煤田面积占了总面积的75%。而在山西省14个重点非法采矿区中,临汾就占了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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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特色的劳教制度何时休?

69位中国学者和法律界人士最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取消劳动教养制度,联署者中包括经济学家茅于轼,维权律师李方平,学者胡星斗等人。这封两千多字的公开信指责劳教制度"乱象丛生",违背宪法原则,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并要求对这一制度进行违宪审查。

劳教制度是中国独有的一种行政处罚措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施行。1957年中国国务院曾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初衷是为管理"游手好
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员。很多人认为,劳教
制度的推出是为了配合当时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根据这一规定,公安部门可以不经过法院审判而对公民实施劳教,时限可以长达四年,被劳教人员甚至没有上诉的权利。劳教制度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沿用
至今,但近几年来反对声浪逐渐高涨。著名律师李方平认为,劳教制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公安部门的权限不受制约。他说:"一般情况下,公检法有一整套程序,公
安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判决。但是劳教完全由公安主导,基本上是一个警察法,没有外部的监督。里面存在非常糟糕的一些情况,甚至成为打击报复的工
具。"

同样曾经呼吁取消现行劳教制度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黄琼瑶曾经指出,有些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或者案情复
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前两年,中央政府对超期羁押进行清查,许多地方就把证据不足的案件统统处以劳教,而且一律三年。而李方平律师在执
业过程中也接触了大量类似案例:"尤其是对上访群体。比如他们如果来北京上访,那首先是把他们带回去刑事拘留,收集不到任何犯罪证据,或者即便有一些证据
但不构成犯罪的程度,他们一般就倾向于采取劳动教养的制度。"

多年以来,有关劳教制度的争论始终在进行。2005年,中国全国人大法工委曾经首次将"违法行为矫治法"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根据这份法律草案,劳
教这个名词将被"违法行为矫治"取代,而劳教制度的一些具体做法也将得到改变。比如决定程序更为严格,被劳教人员拥有申辩权,可以到法院申诉;劳教期限缩
短,最长不超过一年半等等。但是这部草案至今未能通过。李方平认为,劳教制度迟迟未能取消,是因为有一种非法制的力量在背后抵制。他表示:"他们把劳动教
养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工具使用,觉得非常直接,不需要走任何程序,外界也不能进行任何制约。他们是从一种管制效益最大化的角度,极力要求保留这样一种非人性的制度。"

这次由众多法律界人士,知名学者发表的公开信再次对劳教制度提出挑战。李方平律师认为,他对劳教制度最终取消持谨慎乐观态度。通过这种形式的公民参与,对劳教制度提出违法审查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只要反对的声音能够持续表达,取消劳教制度的步伐一定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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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在市场经济中谋求公平竞争

艺珂人力管理学院(Adecco)同上海社会科学院就将于2008年1月1日生效的中国"劳动合同法"进行了专门研究。研究结果于12月5日在苏黎世公布。德国之声记者借此机会围绕新版"劳动合同法"电话采访了本次调研的中国合作者之一、上海社会科学院权衡研究员。

德国之声:同1995年生效的"劳动合同法"旧版相比,新法最大的改动在哪里?

权衡: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合同更为规范,比如合同期限和用工手续等方面。第二点,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透明度。第三点,适应了国际发展趋势,加强劳动保护。

德国之声:新法2008年1月1日起生效。不过现在中国就有大批雇员被辞退的现象,而且好像还不是个别现象。这显示,雇主方将新法看成了限制,那么,有理由担心投资者减退在中国的投资热情吗?

权衡:目前的现象是对一个新法出台前的正常反应。过去的法律很不规范,雇主用人用得很随意。新法的规范化从某种意义上的确提高了用人成本。此外,除
"劳动合同法"之外,近期还会或已经陆续有了一系列法律出台,它们都会对外资外企产生某种影响,比如"两税合一",统一中资和外资企业的营业税,还要考虑
出口退税的取消。这些都是在市场经济中谋求公平竞争的必然发展。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新"劳动合同法"将一视同仁,对所有企业,包括国企、民营、私人企业以及外企、合资企业都同样有效?

权衡:当然。这次法律的修改对所有企业都有效,不仅包括国企、民营以及外企合资企业,而且还加进了事业单位,
这同以前很不一样,以前进了事业单位就有了终身雇用,没有辞退的可能,也不要签合同。

德国之声:能将新劳动合同法同台湾、香港的做些比较吗?

权衡:应该说,即便是生效后的新劳动法标准,也不如香港、台湾的高。中国也还没有这样的要求。象港台这样发达的经济体,他们对劳动保护、工作时间、劳动的环境和条件都有更严格的规定。我们现在只是有了这样的导向,只能逐步加强以上环节。

德国之声:雇员在新法实施后,哪些具体权益得到了保障或改善?

权衡:用工一个月内双方必须签署合同,对试用期有了明确规范。如果用人单位裁员,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赔偿。此外,企业裁员时对留用人员也
有所规定,比如规定什么样的人要优先留用,他们是签订了比较长期的固定合同者、同用人单位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者、家庭没有其他就业人员的从业者。

德国之声:什么叫"无固定期限合同"?是雇员连续签两届合同或连续工作10年以上,用人单位就没有权利辞退他了?

权衡:不是。这样的理解不对。无固定期限合同首先是对以前的短期雇用而言。新法则是鼓励企业在雇员工作10年之后,双方签署无固定期限合同。

德国之声:雇主必须同雇员签署无固定期限合同吗?

权衡:这是新法中的规定。但同时新法还跟进相关的说明,即便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如果雇主对雇员不满意,他还是可以辞退雇员的,比如雇员的能力不
够。还有在企业转产破产的情况下,或者企业搬迁,雇员不愿跟着走。在上述情况下,雇主都有权辞退雇员,但新法还规定,这样的裁员必须要有补偿。这是同以前
不一样的。

德国之声:新"劳动合同法"包括了给雇工罢工的权利吗?

权衡:没有。对罢工,中国有"示威罢工法"。

德国之声:如果发生劳资纠纷,谁来承担对新法解释的职责?

权衡:如果发生劳资纠纷,首先是力争通过调解解决冲突,第二步采取劳动仲裁。仲裁到一定阶段没有解决问题,再下一步只好采取法律诉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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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7日

默克尔见达赖但不会见台湾代表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周二,台湾驻柏林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默克尔也能会见一位台湾民选代表,如台湾总统陈水扁。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默克尔所推行的价值观外交政策在德国国内政党间引起了争议。在此背景下,默克尔不久前表示,今后将把价值观外交同经济外交结合起来。本台中文部主任冯海因就此采访了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外交发言人冯-克莱登。德国之声:冯-克莱登先生,10月底,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推出了一份新的"亚洲战略"文件。新"亚洲战略"文件开篇便提到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以及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解决重大的地区和国际事务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您是这份文件的重要撰写者。请问,新"亚洲战略"对于德国的对华政策有哪些具体影响?

冯-克莱登:与过去相比,我们必须给予对华关系更多的思考和关注。德国的对华关系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合作上。我们必须同中国在战略及地缘政治问题上进行进一步的磋商。

德国之声:目前德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价值观外交政策受到争议。中国是一个专治国家,但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所谓"中国模式",引起其他国家效仿。在这一问题上,德国应当采取怎样的立场?

冯-克莱登:首先,这是一场制度的竞争。中国提供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我们不能无所作为。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举个例子。在非洲,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在那里展示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我在访问非洲的时候,许多非洲国家首脑表示,他们希望在开发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同欧洲及西方国家合作,但西方在非洲的投资十分有限,因此一些非洲国家必须依赖与中国的合作。我们必须接受这一挑战。因为中国与独裁、
腐败政权合作,发放信贷 时并不带附加条件。而我们要求合作的国家拥有良好的政府管理、 法治与民主、
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等等。其次,世界秩序如何发展,如何维护各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
在这些战略问题上,我们必须同中国进行更多的交流。第三,我们必须明确表明我们的价值观和立场,而不是把观点隐藏在紧闭的门后面。因此,默克尔总理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是正确的举动。她有权决定自己何时何地与何人会面。良好的关系并不意味着认可中国的价值观,中国必须接受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

德国之声:如果要付出失去中国这样一个对话伙伴的代价呢?因为在许多全球性事务上,无论是气候保护,还是朝鲜以及伊朗的核问题,中国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冯-克莱登:我们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既要考虑到利益问题,又要考虑到价值观问题。两者缺一不可。

德国之声:不久前,默克尔总理也强调了这一点,要将价值观外交同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结合起来。但是,比如在俄罗斯,中国与欧洲为获取能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能源问题性命攸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德国究竟该如何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呢?

冯-克莱登:与欧洲的合作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俄罗斯要实现本国发展必须依靠欧洲的先进技术。如果考察一下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田所处的地理位置,就会发现,其中一些仅适合向亚洲输送,另外一些仅适合向欧洲输送。所以,我并不认为在俄罗斯能源问题上,欧洲与中国有直接的利害冲突。

德国之声:我们再回到默克尔总理接见达赖喇嘛的问题上。台湾驻柏林代表密切关注了整个事件。本周二,他接受《柏林日报》采访时表示,希望默克尔总理也能与一位台湾民选代表举行会晤,最好是台湾现任总统陈水扁。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良好,公民社会繁荣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说,台湾似乎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您觉得,默克尔总理有没有可能接见一位台湾代表?

冯-克莱登:我认为没有可能。因为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如果我们接见台湾代表,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要放弃这一原则。尤其鉴于最近台湾的局势发展,越来越向要求独立的方向走,要举行全民公投。我们认为这一发展是不正确的。我们"一个中国"的原则有两大支柱。一是:承认中国的统一。二是:如果形势发生变化,我们希望这一变化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我们反对以武力解决这一问题。但同时,台湾也不应采取错误的举动,导致形势激化,例如现在向台独方向发展。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德国不会承认其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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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6日

林彪百年争议依旧

1907年12月5日,也就是100年前的今天,一个名叫林育蓉的孩子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林家大湾,48年之后,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之一,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已经改成了林彪。又过了16年,宪法明文规定的接班人林彪驾机出逃,坠毁于蒙古草原。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林彪多年来都是公众舆论的一个禁忌。

林彪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运动,是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生,此后戎马一生,战功卓著,名列十大元帅,还成为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很多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们还记得,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代表,并带头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场景。

但好景不长,197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从国家领导人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集团首领。而民众口中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副主席,也一下子成为了反革命,要被红小兵"批的臭万年"。对于这样的巨大反差,香港政论杂志"开放"主编金钟认为还是要从制度上去寻找根源:"这是独裁政治,极权主义社会的一个正常的现象。那个时候也流行一句话,十亿人只有一个大脑,就是说独裁者是毛泽东,毛泽东怎么想怎么说就是唯一的。都要跟着他,不仅林彪,刘少奇也是一样,刘少奇的地位比林彪还高,是毛泽东在文革之前选择的接班人,已经是国家主席,那时候的大会堂挂的是毛跟刘两个人的领袖像。最后文革一来,还不是死无葬身之地。这就是因为整个国家是独裁黑暗的,完全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连不同的思想都要消灭。"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一样,是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在打倒刘少奇,成为国家第二号领导人和公开的接班人选之后,林彪试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引起毛泽东的警惕。林彪及其亲信于是策划571工程,试图发动政变,暗杀毛泽东;事件失败后,林彪在9月13日凌晨坐飞机出走,机毁人亡。对于这段历史,海外史学家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比如已经成为名义接班人的林彪是否有必要发动政变;林彪所乘三叉戟飞机坠落蒙古温都尔汗的真正原因等。但是,对于这些疑点,中国大陆的学界和媒体从来不敢公开提出质疑。香港政论家金钟对此评论道,不能直面历史,将给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蒙上阴影。他说:"中国现在发展了,也有钱了,在国际上财大气粗,连美国也要让他几分。这都是事实,但道德堕落,精神空虚,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就是因为他们对历史没有反思,尤其是对毛泽东时代的事情不让你反思。这样的话就把一些正邪观念,丑恶与善良的观念完全模糊了。所以现在大家只认钱。没有是非善恶的区别了。"

今年7月,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十大元帅照片,林彪也在其中,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可能对林彪作出重新评价的前奏。但是,有媒体报道说,恰恰在林彪诞辰一百周年的12月5日,摆放照片的展馆以进行装修为由不再对外开放。这个过于巧合的事件也许正折射了这段历史和林彪这个人物在当今中国,依然是一个敏感而又忌讳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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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5日

中日关系遇春暖花开待何日

随着安倍晋三离职,福田康夫接任日本首相,中日关系似乎出现回暖迹象。中国军舰"深圳号"访问日本,中国政府高层也有互访的计划。在目前的情况下,中日关系是否能够平稳发展,其中还有什么阻碍因素?带着以上问题,本台记者石涛采访了德国柏林科学政治基金会的日本问题专家蒂滕博士。

德国之声:蒂滕博士,一艘中国军舰最近访问了日本,您认为这一事件有怎样的政治意义?

蒂滕:中国海军深圳号军舰驶进日本海港是120多年来的第一次,该事件是目前中日关系现状的一个重要标志。很显然,中日双方政府,特别是日本新近上任的福田政府,都认为,互相合作比对立冲突要好。对于小泉和安倍时代两国关系中的困难之处,特别是在历史问题,能源政策方面,双方或多或少的找到了解决方案,或者在大致方向上达成一致。此外,众所周知,中日两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非常高,谁离开谁都不行。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决定政治的模式。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了"经济决定政治"的中日关系发展模式,而政府首脑以及军舰的互访都是政治层面的事情。长期以来,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日关系是
"政治冷,经济热""政府冷,民间热",您认为这样的状况会在近期得到改变吗?

蒂滕:我想是的。中日最近进行多次重要的部长级对话,其中包括外长会晤。这标志着,中日对话的气氛已经大为改观。但是,我们必须对此采取谨慎的态度。在一片欢欣鼓舞的气氛中,不能忘记中日双边关系中依然存在两到三个非常重要的分歧,至今未能得到解决。第一当然是台湾问题,还有与此相关的美国因素,因为日本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如果中美关系出现问题的话,中日关系也会受到波及。而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无法施加影响。比如在中国军舰访日期间,原本日方计划展示最新装备的驱逐舰,但美国显然对此不满。日本为了不伤害与美国的关系,因此放弃了这一想法。另一个没有解决,而在未来可能影响重大的问题是东海油气田,虽然双方表示要协商共同开发,但在各自立场上依然相去甚远。由于存在这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必须继续观察,目前的良好气氛是否会持续下去,而对于可能出现的消极因素,也必须有所估计。

德国之声:您提到了东海油气田,台湾问题等可能损害中日关系的因素,而从中国方面的角度看,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日本国内的极右翼势力。比如中国报道称,日本媒体对深圳舰访问的报道比较"低调""小心谨慎"。中方认为,日本媒体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与国内右翼分子发生冲突。您赞同这种猜测吗?

蒂滕:我认为这种分析有些言过其实。日本极右翼在国内政治层面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始终是人们讨论的一个问题。如果分析一下日本近些年来的政治决策过程以及国内的相关讨论,就很容易发现,所谓极右翼势力的政治影响力是可以大致忽略的。可能在一些八卦报纸或者有一定政治倾向的媒体中,这种言论还有市场。但如果谈到政治决策过程的话,极右翼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在每次选战中,获胜的因素都在于吸引右翼保守阵营选票的同时,避免过于接近极右翼的立场。而日本政治主流不是右翼民族主义,更不是极右翼势力。因此我认为,中国方面的分析稍显夸张了一点。

德国之声:最近在国际外交方面,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基本立足点的所谓"价值取向的外交政策"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汇。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多次强调这一点,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经提出的亚洲"自由繁荣之弧"显然是价值取向外交政策的一个实例,您认为,福田康夫政府会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吗?

蒂滕:福田康夫政府肯定不会再是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前首相安倍当时提出的"自由繁荣之弧"试图把该地区的民主国家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日本国内以及其他国家很快就意识到,这是针对中国的。日本对外政策始终是以价值为取向的,这意味着人权,民主,法制国家等因素在其中扮演重要因素。但我们也知道,日本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上而言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在经历的安倍时代之后,福田政府试图把中日关系修复到正常双边关系的程度。在这一前提下,我很难想象,他还会冒险使用"自由繁荣之弧"这种充满情绪化的表达方式。在日本国内的政治讨论中,这个词也已经不再出现了。如果福田政府能在政治层面与中国达成有益的妥协,从而使得中国所要求的双赢局面得以实现,那么所谓"自由繁荣之弧"也不可能再扮演任何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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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30日

中国现有多少“政治犯”?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中美对话基金会最近公布一份有关中国关押政治犯人数的报告,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政治犯人数相比2005年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而在这些案例中,"危害国家安全"成为最为普遍的罪名。

1999年创立的对话基金会主要任务是在全球范围搜集中国政治犯的相关信息,并以此建立了一个详细的数据库。最近,该基金会公布一份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政治犯人数呈明显上升,而做出这一结论依据的是中国公开出版的2007年中国法律年鉴的相关数字。但是中国的统计数字经常不为人所信,尤其是在政治犯数字这样一个敏感领域,中国官方统计材料的可信度又有多少呢?对话基金会创始人,现任执行主任康原表示,"我们的判断是基于多年经验以及近年来的趋势,和中国官方统计数字打交道的人都知道,必须弄清楚其中所使用的名词的确切含义,他们在字面背后的真正意思。"

根据对话基金会的整理统计,2006年中国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警方拘捕的人数是604人,比2005年的
296人增加了一倍,创下了200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总共有256起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涉及561人,而2005年只有185起案件,涉案人数也只有349人。而对话基金会执行主任康原认为,以上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还远非问题的全部,更为严重的是,外部世界对于涉案者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事实上,在所有被逮捕的604人中,我们知道名字的不到5%。如果这个604个人的数字是正确的话。我们当然会想办法去找到这些人的姓名。但现在这一切都很困难。"

姓名不详,罪名严重,这604个人被包围在中国层层司法迷雾之中,外界想努力营救,或者弄清事实真相,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也是对话基金会公布这份报告的目的之一,引起大家对于中国政治犯问题的重视。此外,中国政治犯人数在2006年突然上升,这一现象也不得不引发人们的思考。对话基金会对此也做出了自己的分析,执行主任康原说,"我们认为中国当局加强对互联网电子邮件的监控是造成政治犯人数上升的重要原因,比如2005年入狱的记者师涛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案例,而因此入狱的人数可能比我们所知的还要多。当然我们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来证实这一点。但网络监控越来越严密的现实情况暗示了这种可能性。"

康原在接受采访时还提出了一个个人观点,那就是2006年中国政治犯猛增与2005年在东欧各国发生的颜色革命也有关联。2005年中期,东欧各国爆发颜色革命后,中国加大了对国内异议分子的打击力度,政治犯人数因此而出现了成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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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工业界迫默克尔向中国低头说起

默克尔总理会晤达赖喇嘛,直到近日中国连续取消两个部长级会晤,德中关系进入冬天以来,德国经济界基本保持沉默。现在,这个沉默被打破了,德国工业界的总协会主席要找默克尔总理面谈改善与中国关系的问题,银行界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此事恰发生在法国总统访华受到超热烈宣传欢迎的时间段里。两者间有关系吗?德中经济关系真会受影响吗?德中关系何时能改善?德国之声记者综述分析如下。

德国工业界迫默克尔向中国低头

周二,德、法、英三大通讯社都引述了德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导。这篇报导的标题叫"工业界迫默克尔向中国人磕头"。

德国联邦工业协会BDI(各领域工业协会的最高组织)主席图曼(Thumann)对该报说:"在这几周的不愉快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建设性的对话。我相信,联邦政府会坚持以伙伴关系和互相尊敬为基础的中国政策的。"

周日,德国工业界代表们跟社民党领导层开了个会。与会者说,图曼在会上说,现在已经到了必须立即结束外交不愉快的时候了,以避免经济受到损害。联邦工业协会的领导人们打算在星期一晚上在与默克尔总理会晤时提出他们改善与中国关系、进行对话的要求。

德国金融时报还不提名地引用"一家德国大银行的高级代表"的话说:"当然存在着人权话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着明确的经济利益。必须当心不要让门把脚压着了。"

但是,贸易界的代表却对默克尔表示支持。德国批发外贸联邦协会主席博尔纳(Anton
Boerner)说:"面对中国不能神经紧张,而必须显示坚决性。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磕头。"他还说,德中经济关系是长期性的,稳固的,不会承受不了"短期的政治不愉快。"

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德国工业界、金融界、贸易界的表态,与近日德中之间、法中之间的关系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工业界和贸易界态度是否有不同,为什么不一样;二是,法国总统的中国之行是否对德国经济有不利影响;三是,德中经济关系是否会受到大影响;四是,德中关系变冷,从德国方面看究竟是什么原因;五是,德中关系的冷状态会持续多久。

结合各媒体的有关报导,德国之声记者试作以下综述分析。

工业界和贸易界的态度有否不同,为何不同

工业界不反应则已,一反应就是实质性的。德国联邦工业协会首脑们不是表个态而已,而是要跟默克尔就此面谈。可见德国工业界对此事看得不是一般的重,而是要立即看到实质性的进展的。德国联邦工业协会之所以会如此作出如此严重反应,估计它也是受到工业界的强大压力的,包括各所属协会和大企业。

贸易首脑的那番话,自然可能有个人色彩,但也可以想象:如果德国贸易企业给了大压力,他就不会这样说。可是,德国贸易界看上去历来跟中国关系特别好,凡是欧盟有国家提出对中国反倾销提案的,德国贸易界是反对的多。要说跟中国千丝万缕的经济关系,德国工业界有,德国贸易界不也一样有吗?

也许这里有个厉害关系不同的问题。工业界要考虑中国的大项目,招标别受影响,在中国的那么多投资别受牵连,有求于中国的因素多。贸易界主要是从中国进口,是被求的因素多。但换个角度,反应可能又不一样了:工业界可能在有些方面会要求欧盟对中国反倾销(比如最近的钢材),而贸易界则可能反对欧盟在一些方面对中国反倾销。

萨科奇的中国之行对德国经济利益有否影响,影响多大

这次法国总统访问中国正值德中关系急剧冷却之际。萨克奇在行前就说了,要利用这个机会。而中国也大做文章。连日来,中国的有关报导调子非常高,非常热,甚至有超过当年科尔、施罗德访问中国时的调子的样子。中国媒体反复地说,萨克奇上台才6个月就出访中国,为时3天,而他到俄罗斯和美国都是当天往返;所有中国媒体都大谈中法企业签署了200亿欧元的合同。中新社的一篇报导甚至算了一笔帐:萨科奇在中国待了60多个小时,按200亿欧元计,"在华期间,每小时'创造'的直接经济价值超过三亿欧元。"

可是,此间媒体对这件事并不那么看重。德新社驻北京记者在他的报导中说,中国让法国建两个核电厂,绝不是因为跟德国关系不好了,做给德国看才买的。在此之前,美国公司Westinghouse还刚跟中国签署了建四个核电厂的合同呢。这位记者还写道,购买160架空客飞机,高兴的不光是萨科奇,默克尔也会一起高兴的,因为空中客车也有德国的份。

其实,德法之间很多方面是捆在一起,很难分开的。空客正是一个好例子。当然了,默克尔访问中国时没有签这个合同,而是由萨科奇去北京时让他签,这在政治上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默克尔虽然从实质上没有"吃什么亏",但面子上是丢了一些的。但也就是面子而已。

当然,并不是所有经济利益在德法之间都是共享的。比如,如果中国把一个高速铁路大项目不是给德国,而是给法国,那就不一样了。但是,现在中国一是不太可能把好大一个项目只给一家,喜欢把包拆开了给,而且显然每个分项目也要考虑技术因素、价格因素等许多方面,而不会为了(不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政治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经济和发展利益。

德中经济关系是否会受到大影响

德国媒体对这一点其实都不太担心。其实西方国家的媒体也是这样看的。也就是说,类似于德国批发外贸协会主席的看法:经济关系是长期的稳固的,不会受短期因素的过大影响。瑞士巴塞尔日报的一篇评论说,中国最近还不是把一个大项目刚给了西门子吗?大众汽车在中国不是也发展得很好吗?

今天的德中之间,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确实已是千丝万缕,不可分割。总体上看,不存在谁有求于谁的问题,或者说,双方都有求于对方。德国和中国自然都希望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这牵涉到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也牵涉到中国企业在德国和欧洲的投资,对欧洲的出口。一般情况下,谁都不会动作过大。

当然了,从短期看,中国对德国采取一定的、象征性大于实质性的措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比如,如果法国跟中国关系也紧张了,中国自然可以少买空客,多买波音,或反之。还有,在中国十七大期间,西门子克虏伯磁悬浮集团公司就"谨慎地"估计,十七大后中国可能会就磁悬浮作出决定。但十七大已经过去不少时间了,仍然没有动静,近日更有一种说法,也为德国媒体所报导:中国考虑采取在上海采取低速(100公里时速)的磁悬浮方案。于是人们说:同济大学本来就在试验中国自己开发的低速磁悬浮。这件事情的悬而不决,甚至"改弦易辙",可能跟德中关系紧张会有关系,但也不一定。中国决定在上海建什么磁悬浮,是否续建磁悬浮,归根结底还是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考虑,而不会(完全)是由于德中政治关系。

德中关系变冷究竟是什么原因

德中关系大冷却,直接导因是默克尔会晤了达赖喇嘛,而且是在总理府,而且在3个月前访问中国时一字未提。北京的恼火,还并非仅仅是由于默克尔会晤达赖喇嘛,还由于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最近搞了一个主张改变对中国政策的所谓"中国文件"(Chinapapier)。但实际上德中关系变冷并不是从达赖喇嘛和"中国文件"才开始的。可以说,从默克尔上台以后就开始了,只不过最近进一步恶化了。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之一:人的因素,或曰国家主持人的因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方面以往的总观念是,西方国家无论谁在台上,政策都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决定政策的是国家的利益。这个观念从总体上说并不算错。但是,国际政治上许多因素表明,一个国家的主持者还是对一些政策(至少表面上)是有重大影响的。以往中国研究界还有一种观念:西方偏右的党更重视经济利益,偏左的党更重视意识形态,比如人权。这些年的许多现象偏偏证明这一点也不(完全)正确。当年施罗德上台后首次访问中国,一些德国大企业的人说,他们对施罗德去中国不感兴趣,因为社民党不代表他们企业界的利益。后来,施罗德倒跟科尔一样的,被看成相当亲华的了,德国企业对他的看法也变了。现在,提出改变对中国政策的偏偏不是被认为重意识形态的社民党,而是被认为更重经济利益的联盟党。还有,法国大选中萨克奇的主要对手罗亚尔女士,在竞选时就说当选后要对北京施加政治压力,还要抵制北京奥运会,显然比默克尔更"意识形态化"。而她跟默克尔恰不是一个党派的。而萨克奇却跟默克尔"同党"。另有一点有意思的,在默克尔之前,所有德国总理都是男性的,但无论是哪个党的,这些男性总理(施密特,科尔,施罗德)都被视为相当亲华的。那么,是否有女性和男性执政的不同因素呢?是否因为女性更重视外观美呢?这当然是姑妄说之,但这个现象(也许是偶然的)至少是有点意思的。

原因之二:经济关系常态化。退一步说,如果当总理的不是默克尔,而是施托伊贝尔或者施泰因迈尔,德国跟中国的关系就会跟施罗德时期一样,甚至更好吗?不见得。这里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德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已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几年前,十几年前,中国是一个西方世界经济界开拓的对象,而中国积极拉来自全世界的投资,虚心向西方学习方方面面的经验,尤其是经济方面的。现在呢?对境外来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正在取消,中国企业开始向境外投资,且规模将越来越大。可以说,从多多拿来的阶段转入了来往均衡的、相对平等的阶段了,换句话说,中国跟西方,包括跟德国的经济关系已经常态化了。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会给政治关系带来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简单地举个例子:现在德国企业到中国去投资的势头不减,但不用政治界再化大力气托一把了,就跟到美国、日本去投资没有什么区别了。

原因之三:中国的地位变了,地位之间的关系变了。经过最近十几年此不长彼大长的发展,中国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人均收入上还落后西方国家很多,但在总体实力上已经至少是平等的了。巨量的税收,最大的外汇储备,这些都让人觉得,现在已经不是中国需要帮助,而是它可以解决自己国内的经济问题,也有余力来帮助其他人的时候了。今年中国经济总量就将超出德国,最迟明年还将夺走德国的世界出口冠军地位。在军事上,尖端科学方面,中国能把卫星打下来了,探月卫星也上了轨道了。这么一个地位变化,也在西方广大民众心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不管什么人怎么说,观点可以有不同,但大家都有一个看法:中国现在是伙伴兼对手,或者不是伙伴就是对手了。这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自然是有深刻影响的。简单说:以前科尔、施罗德等人亲中国,会被一些人看成同情与帮助弱者,帮助第三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忽略一些,媒体和公众也没有太多看法;但现在的默克尔如果跟以前的施罗德一样亲中国,是否会被看成拍马屁呢?反倒是强硬一些,更重视人权等意识形态问题,更符合民意呢?可能的。这甚至也许是根本性的原因。

德中关系的冷状态会持续多久

德国媒体一种看法是,德中之间短期内不可能热起来了。但是谁也不认为德中之间会冷得过分。

德中之间冷得过分是不太可能的,那对双方都是硬伤。中国这次对德国采取一系列"冷冻措施",其实已经赢了分了。最明显的例子一是萨克齐拒绝接见达赖,二是教皇取消了与达赖的会晤。这实际上应该是中国对德国冷的直接目的所在。许多德国媒体的分析都说,中国就是怕世界各国学德国和加拿大的样子。进一步采取对德国的冷措施,其实已经没有必要。

但德中之间重新热起来,也是不太可能的。默克尔不可能在意识形态方面180度大转弯。而中国也不会认为需要跟德国过于套近乎。反正生意归生意做。中国对德国可能会采取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会至少持续到德国下次大选。

但是,话说回来了,由于经济关系常态化和中国地位变化这上述两大原因,即使下次德国大选会有什么大变化(目前看来不象会有多大变化),德中之间的关系也不太可能恢复到施罗德、科尔那个程度了。其实,整个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关系都会是这样的:不会太冷,不会太热,经常会有磨擦,磨擦还会越来越多。今年以来,中国"有毒商品"的遭遇、"中国黑客"的热炒,已经显示了今后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一种可能会成为常态的东西。除非中国在政治上,人权上,意识形态上有较大的变化,从而逐步走到相当于美欧关系那样的全面伙伴关系的地步。但这在短期内也是没有迹象的。

至于周一图曼等人跟默克尔谈了什么,并没有透露出来。但可以预料,默克尔会表示,她会努力改善跟中国关系的。这个态她已表过。至于德国方面会采取什么措施,倒是接下来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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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估人民币汇率并不符合中国利益

萨科齐以及欧元区三巨头的相继访华使得人民币汇率问题又成国际热点。基尔大学国民经济学院货币、外汇及国际金融系主任卢克斯教授(Thomas
Lux)为此接受德国之声记者亚思明采访。

德国之声:您好,卢克斯教授,首先我们很想知道,近期美元汇价一路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卢克斯教授:可能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国内较低的利率水平,这使得美国市场吸引的国际资本较少;另一方面,近年来,全球外汇贮备结构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欧元所占份额不断提升,而美元疲软促使这种结构转型进一步加剧,以抵消因美元汇率降低所引起的外汇贮备贬值。这使得国际市场上的美元货币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美元汇价也随之下跌。

您认为欧元未来将取代美元成为主导货币吗?

这很难说。但欧元地位无疑逐步提升,而美元也不再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币种。虽然欧元不见得即将取代美元成为主导货币,但至少是一种相当重要的补充。

欧元的坚挺、美元的疲软给欧洲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目前正在北京访问的欧元集团主席容克、欧洲银行行长特里谢以及欧盟委员会货币专员阿尔姆尼亚对此表示极度的担忧。强势欧元真有可能引发一场欧盟经济危机?

欧元升值肯定会带来一些负面经济影响,使得以美元计价的欧盟出口产品价格提升,不利于市场竞争。但另一方面,欧盟产品在很多经济领域并没有太多的能够与之抗衡的竞争对手。事实表明,在过去的几年里,欧盟顶住了欧元升值的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机械制造为代表的欧盟高科技产品主要是以质量取胜,价格优势并非主要考量因素。此外,欧元走高也使得石油等进口原材料价格在换算成欧元后相应降低,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世界油价上涨对欧盟造成的经济冲击力。

中国政府坚持原有立场,承诺逐步放宽汇率浮动,而欧盟则希望中方提高升值幅度。人民币加快升值果真能够促进全球建立一种新的贸易平衡?

从趋势上来说,人民币加速升值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世界贸易的失衡状况,但也不能夸大其词。中国在廉价劳动力等其它方面也具有极大的竞争优势,10%以下的切合实际的升值空间并不会对平衡国际贸易收支带来多大的贡献。另外,同欧盟的情况相反,压低人民币汇率意味着石油等进口原料价格的上涨,并不符合中方经济利益,这也是中国政府承诺缓步放宽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原因之一。

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为低估,假如人民币能在外汇市场上自由兑换,对美元汇率将有多大幅度的上升?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刚刚读完一位中国学生的硕士毕业论文,他将学术界就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作了一个综合性的概述。虽然国际上也有学者认为,人民币币值并没有被人为低估,但大多数人的观点还是支持人民币升值,具体幅度则高低不同,如果取一个中间水平,大概介于20%至2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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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3日

达赖驻欧盟代表谈德中关系与藏人运动

中德关系因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会见了达赖喇嘛而迅速降温。德国很担心由此会对经济往来造成影响。德国国内对此看法也各有不同,德国外长公开批评总理在外交上犯了一个错误。默克尔总理则驳回指责,坚持自己的执政风格。这场中德关系风波对藏人运动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德国之声记者谢菲就此采访了达赖喇嘛驻欧盟代表卡桑坚赞。

德国之声: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接见来访的西藏宗教及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已经过去2个月了。但是中德迅速降温的关系还没有升温的迹象。德国政客更关心的是中德政治关系会不会对两国经济往来造成负面影响。中国这一次看来是要让德国领教什么叫做:我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您认为中国这次这么强烈的反应是否适度?

卡桑坚赞:非常过激。中国政府向来对达赖喇嘛的出访活动做出过激反应。这种做法是很不明智的。因为无论达赖喇嘛出访何地,他都是首先作为一名佛教领袖强调做人最基本的精神,试图让全世界不同宗教派别可以和睦共处。作为藏人的宗教及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有责任向世人介绍西藏的情况,宣传西藏的文化,明确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这里没有任何反中国的元素在内,达赖喇嘛要求的不是西藏独立,而是完全自治,保存西藏文化及宗教的完整。这也是符合中国政府利益的。因此,中国这么过激的反应非常令人不解,也只能是给自己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德国之声:对达赖喇嘛来说,在德国总理府受到默克尔总理接见是不是很重要?

卡桑坚赞:对达赖喇嘛来说,重要的是国家高层领导人关心西藏问题。至于会谈举行的地点,达赖喇嘛的一贯原则是,尽量不给邀请国增添太多麻烦。我们不提出额外要求。但是我们当然很高兴,默克尔总理在总理府接见了达赖喇嘛。

德国之声:西藏的人民对德国总理接见达赖喇嘛反响是怎样的?

卡桑坚赞:非常高兴。西藏人民生活状况很艰难,受压迫。因此有其他国家高层领导人关心西藏的问题对藏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这种道义上的,精神上的支持告诉藏人,世界没有忘记他们。德国总理会见达赖喇嘛给与西藏的人民和流亡藏人巨大的精神力量。

德国之声:达赖喇嘛关于中德关系降温有没有发表看法?

卡桑坚赞:据我所知,达赖喇嘛没有被直接问到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我肯定,达赖喇嘛对中德关系有所恶化是感到很遗憾的。我们认为,中德关系不会长期保持僵持状态的,因为两国正常友好关系对双方来说都很重要。我们希望,中德关系能尽快恢复正常。

德国之声:中德关系风波对藏人运动有什么影响?

卡桑坚赞:绝没有负面影响。默克尔总理实际上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证明她很关注也很对西藏问题表示担忧。默克尔总理也表示会支持达赖喇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最终找到令西藏和中国政府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对我们藏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鼓舞。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这次的反应是很生气。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对争取西藏自治的藏人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

卡桑坚赞:中国政府今天对西藏人实行的政策就已经非常强硬残酷了。我们不谈文革时期,就谈今天的藏人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西藏的情况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我不认为,中国政府还能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因为已经是到了极限了。

德国之声:每一次西方某个国家邀请达赖喇嘛出访,或是为达赖喇嘛做媒体宣传等,中国都要表示强烈抗议。这实际上更是为达赖喇嘛做了宣传。您觉得中国的做法明智么?

卡桑坚赞:西方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过度敏感,甚至是神经质。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如此的小气,是很不搭配的。包括许多中国人也觉得自己的政府这么做很不得体。其实有很多中国人对西藏的宗教及文化很感兴趣。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没有变,但是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对西藏的看法在过去几十年里有了积极的改变。很多中国人也是不支持政府的做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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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府机构浪费惊人

德国联邦审计署新近公布一份报告称,从能源到机构设置,联邦政府仍浪费巨额纳税人血汗钱,对公民而言,政府实难称好榜样

联邦政府对其建筑物能源耗费情况缄口不言,让联邦审计署十分不满。审计长恩格尔斯日前在公布年度审计报告时指出,政府自然应该要求每一家每一户公民节约能源,但政府本身却几乎不提供有关联邦所属建筑物的能源消耗数据,让外界无法知晓那些能源浪费大户。恩格尔斯表示,他的机构将展开调查,并向联邦议院提交调查结果。

如何浪费

根据审计署公布的2006年审计报告,联邦政府对其所属建筑物能耗的经济性不是完全没有检查,就是检查不力。其中,85%的措施在未经经济效益考量的情况下获得批准。审计局对这些措施所涉及的4万个对象进行了严格检查。检查结果显示,仅此一项,联邦政府浪费的税收就高达19亿欧元,从而延续了多年来年复一年的倾向。

报告例举弗劳恩霍夫协会的一个项目,揭露联邦政府如何浪费。该协会原计划增设的一个60平方米的阅览室竟盖成一座三层庞大建筑,并且还有"虽漂亮但实属多余的平台"。

另一个例子是,联邦退休金保险公司计划在位于柏林维尔莫斯多夫的总部增盖总投资1.8亿欧元的两座大楼。如果去掉那些多余的房间、空地、天井、奢华的墙面和透明电梯,该项目的投资预算本可以减少三分之一。

报告指出,缺乏对经济效益的检查是联邦债务继续增加的一大因素,继续构成结构上的一大弱点。尽管收入增加,2006年,联邦财政赤字却攀升至9300亿欧元,为90年代初的3倍。

造成债务继续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多个联邦州对查缉偷漏税行为工作掉以轻心。据此,审计长恩格尔斯敦促联邦地方分权委员会就实现有效的"借贷刹车"原则措施达成一致。

政府反驳

对审计署的诟病,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大不以为然。它们反驳说,审计署并不真正了解情况。其一,许多工作人员是在租赁的办公楼工作。其二,随着工作程序改变,需要更为灵活的建筑,以便能够迅速并更便宜地加以改建。其三,联邦办公楼使用了地热。因而,审计署的批评缺乏根据,云云。

联邦国防军成为最受审计署青睐的检查对象。审计署内专管联邦国防军的部门多达6个,而审计其他联邦部级单位的一般则只有一个部门。

联邦审计署在国防军那里发现了一项令人哭笑不得的类似无底洞的开支项目:一个用于检验武器系统的耗资1600万欧元的目标模拟大厅不能投入使用,原因是,演示实际目标的投影墙被油"氤氲"了,而这些油是在那里试验的武器"滋"到投影墙上去的。

为清洗投影墙上的油污,联邦国防军购买了用南非产肉牛耳毛做的刷子,耗资100万欧元。岂料,这一工具毫无用处。于是,国防军计划耗资240万欧元,再盖一个试验厅,在那里试验的武器射击前将被清洗干净。

迄今,导致投影墙不能投入使用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不过,若与欧洲战斗机项目造成的巨额开支相比,投影墙的浪费可算是小巫见大巫:审计署报告指出,"计划中的欧洲战斗机大队的组建已经多开销了12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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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进”到“冰点”:德中关系如何修复

德国总理默克尔9月底在总理府会见了达赖喇嘛,引起中国强烈不满。德中关系迅速降温,日趋紧张。北京中断了多项与德方的双边会谈,取消若干文化交流项目。中方认为,默克尔总理作法最欠妥的是,她在会见达赖喇嘛前不久才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但是只字未提她这一会见安排。默克尔总理此举对德中关系造成的影响比想象的严重得多。德国之声中文广播部记者综合报导如下。

默克尔总理8月底访问中国时,受到了中方格外热情的礼待。中国总理温家宝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记者招待会时,给人甚至留下了双方相当有默契的印象。温家宝在评价默克尔的对华政策以及中德关系时这样说道:"我总的看法,变化是有的,这种变化是前进了,而不是后退了。"

这还是3个月前的情况。当然,后来有中国官员对德国之声记者说,温家宝提到"后退",实际上是委婉地暗示有所后退,而默克尔总理没能理解。对比中国在以前施罗德、科尔访问中国时的调子,很明显,没有了以前那种热情洋溢。但不管怎么说,那还是一个中性的表示。然而,3个月后,中国媒体形容中德关系用的词汇就成了"30年来最低谷,接近冰点"。中国方面认为,一向以开诚布公著称的默克尔总理,竟然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只字未提她3周后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的计划,这种做法实在欠妥。

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表示默克尔的做法不明智:"默克尔没有通报会见达赖喇嘛的做法使她失去了北京的信任。让中国这样如此重要的伙伴国家从外界媒体报道得知这个消息,在策略上是非常欠佳的。"

之后联盟党制定了亚洲战略纲要,其中把中国看作成首要的竞争对手。接着默克尔总理出访印度,极力加强同印度的合作关系。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一切都证明德国在彻底改变对华政策。桑德施耐德对此看法有所不同:"我不认为德国要彻底改变对华政策。但可以有一种更委婉的做法,联盟党在公布对亚洲的战略纲要时,应该说明,德国过去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中国一个国家,而且过于放在经济领域。亚洲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对德国来说也很重要。如果这样说的话,中国就不会很敏感地认为,德国要放弃中国,寻找新的伙伴。一项着眼未来的亚洲发展策略也能促进德中关系恢复正常化。"

目前德中两国媒体都不乏言辞过激的报道,而这只会激化两国关系。德国国内对此也观点各异。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公开指责默克尔奉行的人权政策是"橱窗政策",他认为谈人权问题不必要在公开场合或是媒体面前,"关起门来单独谈"的方法更好。

大赦国际亚洲事务负责人哈尔佩女士对德国外长的建议持怀疑态度,"这种双方单独对话的方式,让外界很难得知,对话的结果究竟怎样。德中之间关于人权问题的对话,以及法制对话已经持续了多年了,但是从中国人权情况来看,这些对话效果甚微。"

双方对话虽然效果甚微,双边贸易却是硕果累累。2006年双边贸易额高达780亿美元。中国是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伙伴。而德国也是中国在欧盟第一大合作伙伴。德国担心,德中关系降温,会影响两国的经济往来。而法国正在极力争取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本周末,法国总统萨科齐就要对中国进行他任总统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访问。至于德中关系在默克尔任期内还有没有缓和的可能,桑德施耐德认为,只有默克尔亲自努力,才有可能重新获得中国的信任。另外,德国外长的立场是受中国欢迎的,因此通过德国外长的努力,德中关系也有恢复正常化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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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2日

石油价格暴涨是否会引发新的经济危机?

本周三,新加坡股市的原油价格涨到了每桶99,29美元。现在看来,突破100美元大关只是个时间问题。那么石油价格暴涨是否会引发一场新的经济危机呢?德国之声记者就此撰写了如下评论。

石油价格符合经济法则,由供求决定。中国需要石油来保持经济增长,美国需要汽车,而北半球的冬季才刚刚开始,人们需要供暖。与此相比,石油供应的增长则非常缓慢:这里除了地缘政治的原因,例如美国和伊朗的穷兵黩武,也存在技术上的困难。由于存在配额限制,欧佩克成员不能随意提高石油开采量。就算沙特阿拉伯能够偶尔单独提高日开采量,但是整体开采量也会在欧佩克会议上一再受到控制。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过去几周石油价格的攀升与投机活动不无关系。这就像一个会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价格会上涨,所以价格也就出现了上涨。而现在股市上的赌徒们还认为,石油价格仍还会继续上涨。例如在对冲基金领域,房地产危机使银行股票受到了冷遇,资金转向了石油。

总之,需求多供应少就造成了价格的上升。经济就是这么简单。不过人们更关注的问题是,石油价格上涨会给世界经济造成什么影响。也许影响不会像人们担心的那么大,至少在欧洲不会。因为美元严重贬值后,石油价格换算成欧元几乎觉察不到变化。而美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加上经济危机以及消费者信任度的降低,那里很可能出现经济的衰退。

在欧洲,高昂的石油价格,以及其他原因会使人们减少加油。欧洲人已经学会如何跟昂贵的石油价格打交道。化工业、钢铁加工业、以及其他高能源消耗领域的企业都大幅提高了能效。与20年前相比,我们今天只需一半的能源就可以维持相同的经济发展速度。除此以外,欧洲在银行领域、信息技术以及服务业等领域发展迅速,而这些消费性行业不需要太多的石油。相对而言,石油对世界经济、对于生产的重要性已经小于20年前。因此,就算每桶原油的价格涨到了150美元,也不会造成全面停产。

石油价格的上升与其说是危机不如说是转机。因为石油价格越高,可替代能源就越会受到关注。目前科学家们已经在深入研究如何利用太阳能、水能、风能、地热或者生物能来代替石油。人们早就发现,要珍惜有限的化石能源,而不是给隔热不好的房屋供暖,开车去邮局寄信,乘坐廉价航空公司的飞机环游世界。而石油价格的每一次攀升都会迫使工业界更加有效地利用能源,迫使消费者在使用暖气或者汽车时更加节约,迫使能源供应商为研究和使用可替代能源投入更多资金。石油价格越昂贵,那些为我们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性而进行的投资就越值得。所以说,石油价格还可以再高一些。因为价格越高帮助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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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希望北京自己见达赖

德中关系的倒退让德国政界感到不安,但是面对来自执政伙伴社民党的激烈批评,默克尔坚持认为她在总理府接见达赖是正确的,并呼吁社民党籍外长施泰因迈尔与她采取一致立场应对北京的外交压力。

默克尔周三(11月21日)在德国最大报纸"图片报"上为自己接见达赖进行了辩护。她说:"作为总理,我自己来决定接见谁和在哪里见。"她还申明,外长施泰因迈尔也应该支持她的决定。她说,"联邦政府应该坚决一致地支持这一立场,否则中国肯定不会对我们更加尊敬"。她说,接见达赖并没有否定德国的一个中国的立场,也不意味着贬低中国作为正在上升的经济大国的意义。默克尔表示,她希望中国领导人最好能自己接见达赖喇嘛,因为达赖追求的只是文化上的自治和保障西藏人的人权。

基民盟籍的联邦内政部长朔伊布勒也对施泰因迈尔进行了反驳。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为默克尔接见达赖进行了辩护,并指出联邦政府内部在如何对待俄罗斯和中国问题上的确存在意见分歧。他说:"每一位德国外长都接见过达赖喇嘛,只有施泰因迈尔不这样做,这才是荒诞的。"他还说,他并不奇怪中国方面在默克尔会见达赖后取消了一系列双边会谈,因为施泰因迈尔的行为"恰好是鼓励了北京这样做"。针对施泰因迈尔说默克尔搞的是"橱窗秀外交",朔伊布勒说默克尔的外交政策"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有实质内容的"。他说,"联盟党也对与中国合作感兴趣,但是同时也应该直言不讳"。他还说,"同莫斯科的关系也是一样,联盟党认为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很重要,但是这不应该以损害与波兰或波罗的海国家的关系为代价"。

在野的自民党外交政策专家维尔纳.霍伊尔也对社民党提出了批评,指责其将与中国关系受损拿来炒作。他说,他对中国方面的激烈反应印象深刻,但是他认为德国总理不应该看北京的脸色行事。他说,也许默克尔在总理府之外的其它地方接见达赖喇嘛更好一点,但是无论如何,默克尔此举是赢得了尊敬。霍伊尔还对默克尔对莫斯科的政策表示支持。他说:"如果前总理施罗德攻击默克尔的人权政策,那么这正说明他在总理任上时忽视了这一话题。"他说,施罗德把普京赞美为"不折不扣的民主政治家",等于是把德国外交引向了歧途。他还说,"如果因为经济利益而放弃原则,那么就会里外都得不到尊敬"。

另外,就在柏林为默克尔接见达赖的后果争吵之际,德国西藏援促协会(Tibet Initiative Deutschand
e.V.)致信社民党主席团和联邦议会社民党党团,呼吁社民党在西藏问题上放弃党派利益而与默克尔保持一致。信中指出,达赖并没有挑战中国的领土完整,相反,达赖多次申明放弃西藏独立,因此不应该把接见达赖喇嘛看成是挑战中国的领土完整。

默克尔周三(11月21日)在德国最大报纸"图片报"上为自己接见达赖进行了辩护。她说:"作为总理,我自己来决定接见谁和在哪里见。"她还申明,外长施泰因迈尔也应该支持她的决定。她说,"联邦政府应该坚决一致地支持这一立场,否则中国肯定不会对我们更加尊敬"。她说,接见达赖并没有否定德国的一个中国的立场,也不意味着贬低中国作为正在上升的经济大国的意义。默克尔表示,她希望中国领导人最好能自己接见达赖喇嘛,因为达赖追求的只是文化上的自治和保障西藏人的人权。

基民盟籍的联邦内政部长朔伊布勒也对施泰因迈尔进行了反驳。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为默克尔接见达赖进行了辩护,并指出联邦政府内部在如何对待俄罗斯和中国问题上的确存在意见分歧。他说:"每一位德国外长都接见过达赖喇嘛,只有施泰因迈尔不这样做,这才是荒诞的。"他还说,他并不奇怪中国方面在默克尔会见达赖后取消了一系列双边会谈,因为施泰因迈尔的行为"恰好是鼓励了北京这样做"。针对施泰因迈尔说默克尔搞的是"橱窗秀外交",朔伊布勒说默克尔的外交政策"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有实质内容的"。他说,"联盟党也对与中国合作感兴趣,但是同时也应该直言不讳"。他还说,"同莫斯科的关系也是一样,联盟党认为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很重要,但是这不应该以损害与波兰或波罗的海国家的关系为代价"。

在野的自民党外交政策专家维尔纳.霍伊尔也对社民党提出了批评,指责其将与中国关系受损拿来炒作。他说,他对中国方面的激烈反应印象深刻,但是他认为德国总理不应该看北京的脸色行事。他说,也许默克尔在总理府之外的其它地方接见达赖喇嘛更好一点,但是无论如何,默克尔此举是赢得了尊敬。霍伊尔还对默克尔对莫斯科的政策表示支持。他说:"如果前总理施罗德攻击默克尔的人权政策,那么这正说明他在总理任上时忽视了这一话题。"他说,施罗德把普京赞美为"不折不扣的民主政治家",等于是把德国外交引向了歧途。他还说,"如果因为经济利益而放弃原则,那么就会里外都得不到尊敬"。

另外,就在柏林为默克尔接见达赖的后果争吵之际,德国西藏援促协会(Tibet Initiative Deutschand
e.V.)致信社民党主席团和联邦议会社民党党团,呼吁社民党在西藏问题上放弃党派利益而与默克尔保持一致。信中指出,达赖并没有挑战中国的领土完整,相反,达赖多次申明放弃西藏独立,因此不应该把接见达赖喇嘛看成是挑战中国的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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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驻欧盟代表谈德中关系与藏人运动

中德关系因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会见了达赖喇嘛而迅速降温。德国很担心由此会对经济往来造成影响。德国国内对此看法也各有不同,德国外长公开批评总理在外交上犯了一个错误。默克尔总理则驳回指责,坚持自己的执政风格。这场中德关系风波对藏人运动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德国之声记者谢菲就此采访了达赖喇嘛驻欧盟代表卡桑坚赞。

德国之声: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接见来访的西藏宗教及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已经过去2个月了。但是中德迅速降温的关系还没有升温的迹象。德国政客更关心的是中德政治关系会不会对两国经济往来造成负面影响。中国这一次看来是要让德国领教什么叫做:我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您认为中国这次这么强烈的反应是否适度?

卡桑坚赞:非常过激。中国政府向来对达赖喇嘛的出访活动做出过激反应。这种做法是很不明智的。因为无论达赖喇嘛出访何地,他都是首先作为一名佛教领袖强调做人最基本的精神,试图让全世界不同宗教派别可以和睦共处。作为藏人的宗教及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有责任向世人介绍西藏的情况,宣传西藏的文化,明确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这里没有任何反中国的元素在内,达赖喇嘛要求的不是西藏独立,而是完全自治,保存西藏文化及宗教的完整。这也是符合中国政府利益的。因此,中国这么过激的反应非常令人不解,也只能是给自己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德国之声:对达赖喇嘛来说,在德国总理府受到默克尔总理接见是不是很重要?

卡桑坚赞:对达赖喇嘛来说,重要的是国家高层领导人关心西藏问题。至于会谈举行的地点,达赖喇嘛的一贯原则是,尽量不给邀请国增添太多麻烦。我们不提出额外要求。但是我们当然很高兴,默克尔总理在总理府接见了达赖喇嘛。

德国之声:西藏的人民对德国总理接见达赖喇嘛反响是怎样的?

卡桑坚赞:非常高兴。西藏人民生活状况很艰难,受压迫。因此有其他国家高层领导人关心西藏的问题对藏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这种道义上的,精神上的支持告诉藏人,世界没有忘记他们。德国总理会见达赖喇嘛给与西藏的人民和流亡藏人巨大的精神力量。

德国之声:达赖喇嘛关于中德关系降温有没有发表看法?

卡桑坚赞:据我所知,达赖喇嘛没有被直接问到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我肯定,达赖喇嘛对中德关系有所恶化是感到很遗憾的。我们认为,中德关系不会长期保持僵持状态的,因为两国正常友好关系对双方来说都很重要。我们希望,中德关系能尽快恢复正常。

德国之声:中德关系风波对藏人运动有什么影响?

卡桑坚赞:绝没有负面影响。默克尔总理实际上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证明她很关注也很对西藏问题表示担忧。默克尔总理也表示会支持达赖喇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最终找到令西藏和中国政府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对我们藏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鼓舞。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这次的反应是很生气。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对争取西藏自治的藏人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

卡桑坚赞:中国政府今天对西藏人实行的政策就已经非常强硬残酷了。我们不谈文革时期,就谈今天的藏人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西藏的情况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我不认为,中国政府还能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因为已经是到了极限了。

德国之声:每一次西方某个国家邀请达赖喇嘛出访,或是为达赖喇嘛做媒体宣传等,中国都要表示强烈抗议。这实际上更是为达赖喇嘛做了宣传。您觉得中国的做法明智么?

卡桑坚赞:西方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过度敏感,甚至是神经质。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如此的小气,是很不搭配的。包括许多中国人也觉得自己的政府这么做很不得体。其实有很多中国人对西藏的宗教及文化很感兴趣。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没有变,但是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对西藏的看法在过去几十年里有了积极的改变。很多中国人也是不支持政府的做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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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青获世界报业协会年度自由金笔奖

世界报业协会11月20日宣布,"2008年度自由金笔奖"将颁发给福建《福州日报》原记者兼新闻中心副主任李长青,以表彰他不顾政府消息封锁,在网络上撰文披露福州市爆发登革热以及政府贪污腐败问题。李长青目前正在监狱服刑,罪名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去年的自由金笔奖获得者是因雅虎向中国政府透露个人邮件信息而入狱的中国记者师涛。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报导如下。

原《福州日报》记者李长青在被捕前曾报道有关政府贪污腐败及其它敏感的社会问题。据了解,2004年10月,福州市爆发由蚊子传播的急性发热传染病'登革热',政府下令媒体封锁相关报道。李长青在网络撰文对此进行了报道。

2005年,李长青帮助福建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上书人民网反映当地官员腐败情况,之后李长青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在被拘留11个月之后,2006年1月,李长青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罪名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世界报业协会发言人拉里-基尔曼说,本年度自由金笔奖颁发给李长青的原因是,他的举动鼓舞了全世界的新闻工作者,"我认为,李长青一案十分明确。政府出于某种原因对登革热的消息进行了封锁,而李长青披露了这一消息。这是新闻记者工作的传统,也是富于勇气的行为。我们知道,在中国,一些原本应受到嘉奖的行为却会受到惩罚。李长青正是因此而被捕入狱。"

世界报业协会"自由金笔奖"自1961年以来每年颁发。去年的获奖者是因雅虎向中国政府透露个人邮件信息而入狱的原《当代商报》记者师涛。连续两年颁发奖项给同一个国家的记者,这在自由金笔奖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基尔曼说:"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新闻自由受压制现状的结果。目前中国有约30名记者、50名网络异见人士在监狱服刑,只因为他们发表了某些言论。"

基尔曼说,这一奖项颁发给中国记者与明年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并没有直接联系。但他同时表示,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这是一个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进行改革的良好机会,"奥运会使全世界将目光投向中国。如果在举办奥运会的同时,没有人为中国压制新闻自由的现状大声疾呼,那么这本身就将是一桩丑闻。"

2008年度自由金笔奖的颁奖仪式将于明年6月初在瑞典举行。去年代替师涛参加颁奖典礼的是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女生。基尔曼希望,本届获奖者李长青到时能重获自由并亲自前来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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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国众生相”呼吁建立文革纪念馆

北京今日美术馆日前正在举办《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
》油画展。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教授徐唯辛创作的这套油画作品,以黑白肖像群再现文革期间的各种人物形象??既有呼风唤雨的政治人物、文化人物,又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从一个独特的侧面记录文革历史在人们心中的痕迹。

徐唯辛花费两年的时间创作全部63幅作品。他选取文革10年历史间最具代表性的63位人物。采用黑白色调绘制他们的肖像。徐唯辛在接受德国《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最初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德国对历史的反思:"它唤醒我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历史?2000年以来我一直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

徐唯辛的这组"历史中国众生相"都是2.5米x2米尺寸巨大的布面油画,每一幅油画下面被加注一条简短的人物生平介绍。"这不是63幅单一作品,而是63幅油画组成一部作品。"徐唯辛解释说。正像展览前言所描述的那样:这个绘画肖像系列具有双重的纪念性:它既是个人自传性的,也是集体记忆式的;既是私生活性质的,也是国家的宏大政治性的;既是一般性的留存式的,也是具有批判意味的反思性的。
这批作品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历史的追问。

一些参观者表示,看到这些巨幅油画的一瞬间会产生一种被击中的感觉。卡夫卡作品集的翻译71岁的叶廷芳老先生表示参观的时候被深深地触动了。他说:"正常人在一个癫狂的年代也变得不正常了。"中国文化界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历史中国众生相"画展对参观者来说就是一座文革纪念馆。展览组织者表示,文革的独特纪念性"在于它对人的疯狂锻造,它对人命运的强制性改写,它对人的绝对主宰"。油画上的人物都被当时的时代所驾驭,并通常以悲剧的面貌呈现。但是当照片变成了巨幅绘画,"作为自我记忆的纪念性就冲淡了,它们逃脱了照片赋予给照片主人的自我记忆功能,而带有一种集体性质的反思性纪念"。

中国已故作家巴金生前一直呼吁建立一座文革纪念馆,但是这一建议至今仍未被官方采纳。中国目前以广告、绘画、先锋艺术等多种形式对文革的描述多少都带有戏谑讽刺的味道,以严肃科学的精神对文革进行反思的尚且没有。

中央美院评论家殷双喜表示,中国不能再继续看起来好像这段历史在这个民族身上从来没发生过一样。他认为,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的时刻到来了。
《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画展至12月2日展出结束,目前同时举行的还有表现文革后中国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

《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系列肖像名单:

巴金、包泡、卞仲耘、王晶尧(夫妇)、柴梅尘、周西蒙(母子)、陈寅恪、陈永贵、陈耀文、董浩、顾准、郭世英、冯友兰、胡风、华国锋、黄帅、浩然、翦伯赞、江青、金桂荣、金桂霞(姐妹)、金训华、康生、老舍、李劫夫、李振盛、梁漱溟、梁思成、林彪、林风眠、刘长瑜、刘敦、刘亮(父子)、刘少奇、刘啸清、吕立新、骆明、毛泽东、蒙飞、聂元梓、彭德怀、上官云珠、沈莉莉、水天光、田家英、涂集中、王凤仪、王洪文、王进喜、王凯、乔晓红(夫妇)、王仁义、翁德国、吴晗、姚文元、杨丽坤、于向珍、遇罗克、张春桥、张圭显、张天琚、张志新、周恩来

德国之声记者在报导过程中曾连线北京今日美术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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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1日

中国的农业用地和它引发的社会矛盾

中国农民是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滞后者。农民种地养殖所带来的收入微薄。为了兴建工业厂房,或是建造现代住宅,不少地方政府强行占用农业用地,改做工业用地。大批农民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要求政府还回耕地,或者至少给予公平的经济补偿。仅2005年,有记载的农民抗议活动就有87000起。北京方面从去年起加大了严惩非法占地的力度。今年官方曝光的案例已达32000起。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报导如下。

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土地。农业耕作再现代化,机车设备再先进,离了土地,农民也无法工作。中国虽然一直还是个农业国家,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但是中国可利用的耕地面积并不多,而且在飞速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面对工业所带来的客观利益,不少地方政府将经济发展重点放在了工商业,大兴开发区,建造现代住宅。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强行剥夺,改做工业用地。农民能得到的所谓的经济赔偿往往是少得可怜,更多的情况是,连这点少得可怜的赔偿都见不到踪影。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严禁非法分地和非法占地,但是地区政府凭借"天高皇帝远",依旧我行我素。

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中国农村问题方面的专家黑伯勒教授认为中国关于土地所有及使用方面的法律很不健全:"首先要澄清一点,从法律角度讲,土地是整个村庄的共有财产,并非国家财产。但是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把土地当作是国家财产。因此,作为代表国家的机关机构有土地的绝对管理权。中国有严禁非法占用耕地的法律,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在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上有天壤之别。这和中国不健全的法制体系有关,也和中央以及地方的政策差别有关。"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只要经济发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农民的利益,法律的效力,环保的意义在巨大经济效益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大批农民选择了示威游行的手段,抗议政府非法占用挪用耕地,要求获得公平的经济赔偿。不少农民抗议活动以农民与警方间的血腥冲突告终。仅2005年有记载的农民抗议活动就有87000起。北京方面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地步,从去年起,中央政府加大了严惩地方非法占用农民耕地的力度。

据新华社报道,今年经查处曝光的案例有32000起。北京政府加大治理力度,是否与保障奥运前夕社会安定有关?黑伯勒教授认为,肯定是与奥运有关,但还有其他原因:"对中央政府来说,地方工作的关键一是经济发展,而是社会稳定。过去几年,农民抗议活动越来越多,发生频率越来越高,这表明农民对强行占地的不满与不安。农民抗议活动是对社会安定的一大威胁。所以中央政府要采取措施,平息局势。但是我个人对这些措施的作用表示怀疑,我觉得,不会有什么结果。"

对于已经占用及改用的耕地无法再以耕地形式还给农民,因此,农民要求得到适当的经济赔偿。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中国,本应负责对农民的赔偿工作土地管理局的力量太薄弱,而且大多情况下土地局也必须服从当地政府的管制。

"中国缺少的就是一种监督体制,中国的媒体和法律系统都无法起到监督作用,因为他们是依赖于政府的。在中国要想监督及制止官方的腐败行为以及非法占地的现象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情况在短时间内也不会得到改变。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要将土地私有化,以此来减少以及遏制对土地的滥用,切实完善土地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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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0日

联合国停止死刑决议印证世界的分裂

本周四(当地时间),联合国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停止执行死刑。联大人权委员会以99票赞同、52票反对、33票弃权通过了相关的决议。下面是记者从纽约给德国之声发来的报道。该记者认为,这个决议并不是人权维护者们的大胜利,相反印证了国际社会的分裂与不睦。

联大人权委员会聚会联合国总部的地下室中,就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停止执行死刑进行投票表决。地下室中弥漫着这一国际组织的陈腐味道。在历经8年的激烈辩论之后,联大人权委员会就停止执行死刑进行投票表决,并将全面取消死刑作为努力的方向。但8年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的代表表示:"与会代表们各持己见,人们需要时间、达成谅解,取得一致。现在还不是投票表决的时候。"
包括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代表在内的许多人都要求至少要有7年的思考时间。

这位外交官的想法是正确的。在死刑议题上,联合国全体大会的成员中出现了意见分歧,尽管相关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文本获得99票的支持。但这也意味着,联合国85个成员国不反对死刑。所以,数天来,与会代表们唇枪舌箭,与会领导人尽管使出了全身的解数,仍无能为力。

这里显示了国际社会的真实一面,它完全不符合欧洲人对它的期待,那便是,世界公民的生命并非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享有同等的价值。博茨瓦纳的代表说:"我们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为一位严重的犯罪分子提供终生住所,用纳税人的钱养活他们。"

另外,博茨瓦纳也不准备,为平反或是被证实无辜的犯罪嫌疑人提供赔偿金。

首先是伊斯兰国家,难得与美国在死刑议题上同舟共济。埃及、伊朗、以及美国的代表哈甘均试图,将该决议扩大到堕胎问题上,以期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未出生者的生命必须获得人们的最大保护,我们认为,要求取消死刑的国家必须同样关注无辜的生命。"

尽管该决议与其它无数联大框架内所达成的决议一样,没有国际法意义上的约束力,但美国和中国、印度还是在表决中一致投票反对。此外,这次决议案面临的最大阻力来自南部国家,其发言人是新加坡。

该国代表梅诺指出,欧洲试图向全世界兜售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与联合国的理念背道而驰,"联合国宪章中没有任何禁止执行死刑的法律条款。但有一条是,禁止联合国干预其它国家立法。也许这些国家有天会要求,按照自己的要求解读联合国宪章。"

与其说,联合国总部地下室中的辩论是人权代表欢呼数十年反对死刑斗争中的一大胜利,更不如说是它印证了国际社会的分裂与不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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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峰会将签署影射缅甸的基础宪章

东南亚国家联盟将在本年度峰会上签署一份基础宪章。在缅甸发生血腥镇压和平民主游行的背景之下,这听上去是个好消息。基础宪章规定,各成员国有维护民主、法制和人权的义务。但问题是,这种承诺未必有效。因为东南亚各国均履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下面是德国之声记者发自新加坡的报道。

近八周前在缅甸发生的血腥镇压民主游行为本次峰会蒙上了阴影。东南亚联盟的10个成员国尽管对缅甸军政府的暴力行为表示谴责,但拒绝对其进行制裁,也拒绝将缅甸逐出该组织。

本届东南亚联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即使我们对缅甸采取制裁,也只会伤害到穷人和无助者。领导层并不会受到触动,更不会因此认真考虑如何实现全国和解以及缅甸的出路。政府更迭听起来是个好口号,但实际上并非良策。伊拉克就是个例证。没有人希望东南亚国家中也出现一个伊拉克。"

缅甸军方高级将领丹瑞和总理登盛也参加了本次峰会。国防部副部长埃敏此前明确声明,缅甸军政府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其内政,"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及联合国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支持与理解,我们感到高兴。但我们决不允许其他国家通过施加影响侵害缅甸的主权。"

10个成员国首脑还将通过一份经济计划,为实现东盟成员国之间贸易关系自由化提供前提。东南亚各国将在2015年以前实现免关税贸易。峰会的另一个中心议题是气候变迁。两周后,在印尼巴里岛将举行联合国气候大会。因此,本届东南亚联盟峰会希望能在如何共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达成一致。

本届新加坡峰会期间采取了全方位的安全保卫措施。有关部门在峰会开始前即下令禁止反对缅甸军政府的示威游行。东南亚联盟于1967年为促进区域合作成立。最初成员国为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此后,文莱、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也加入该组织。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目前是该组织的观察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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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4日

专家看欧盟高层访华:中国我行我素货币问题谈谈而已

日前欧元国家的财政部长正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为欧盟高层月底的中国之行做准备。随行的还将有欧洲央行行长以及欧盟货币委员会代表。此次中国之行的主要议题是,欧盟希望中国政府将人民币升值。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一路狂跌,中国在与欧盟的外贸交易中占有很大优势。而欧盟希望扭转这一局势,促使中国在国际货币政策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报导如下。

欧元货币区13国家财政部长日前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关于中国的货币政策以及为欧盟高层代表的中国之行做准备。鉴于目前欧元不断升值的事实,欧盟要同中国方面谈一谈货币政策问题。他们认为,货币应该反映国民经济的强弱。而中国长期以来受指责,故意压低人民币价值,以至中国出口产品被扭曲了真实价格,以获得外贸价格竞争优势。为了同中国方面谈一谈这个问题,卢森堡首相容克、欧洲银行行长特里谢以及欧盟委员会负责货币的专员阿尔姆尼亚将在本月底访问北京。

欧盟以及美国已经多次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中国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切实的行动。"欧洲政治中心"关于欧盟经济政策与中国问题的专家贝尔科夫斯基博士认为,欧盟高层此次的中国之行不会有什么成果,"此前美国已经多次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其对人民币进行升值。但是结果甚微。欧盟也像美国一样,在货币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结果会和美国的努力一样,也就是说没有结果。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是不会因为有哪个西方国家或是欧盟派一个高层代表团就让步的。这次欧盟代表团访问中国不会取得具体成果。"

持此观点的还有一些欧盟的官员。他们认为欧盟的财政部长们总是喜欢用一些外交辞令,而中国政府也会用相同的惯用套话应付欧盟的要求,却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果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上周已经向外界明确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货币政策的态度,即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现行货币政策。由于美元疲软不振,而人民币向来与美元挂钩,中国的出口货品在价格上有他国不可比拟的优势。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是屡创新高。这么大的贸易好处,中国自然不愿意主动放弃。

贝尔科夫斯基认为:"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愿意就人民币升值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凭我对中国政府的了解,中国政府不会有具体举措。也就是,欧盟代表来了,提出要求,中国政府倾听这些要求。之后还是老样子。中国同欧盟的贸易顺差额每小时增加1500万欧元。这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我们在近些时间媒体上看到的报道以都是关于中国的贸易顺差的,这在欧盟范围内已经上升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中国相对封闭的市场以及低于实际价值的货币成了欧盟与中国关系的政治问题。欧盟高层代表团这次即将访问中国,也无非是一次政治访问。人们不该对结果抱多大希望。"

欧盟奉行的政策是,政治不对经济做过多干预。经济应该由市场决定。但是欧元对美元超过1比1点4大关后,一些欧盟国家开始有些紧张。德国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受坚挺的欧元的影响相对还小,因为德国主要在欧盟以内出口。但是欧盟其他国家担心经济会受负面影响。这次访问中国的欧盟高层代表团团长,卢森堡首相容克除了和中国谈人民币问题之外,还要和美国谈美元问题。因为美国希望美元跌的更低,以促进美国出口,缩小逆差。

贝尔科夫斯基博士认为,要想让人民币升值,只有等到中国政府认为时机成熟,自己走出这一步:"目前中国和欧盟的交涉是止步不前的。说到底,中国政府不认为有义务将自己的货币升值。要等中国政府自己想升值货币才可能。否则,我认为,就算欧盟派一个10人,20人,甚至500人的高层代表团,也没用。中国的策略一贯是,循序渐进,稳步发展,不受外界压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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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2日

现场走访:玩具是这样制成的

关于中国制造的玩具的负面新闻几周以来频频见报。前几天玩具生产商还有大规模实行产品召回行动。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发生了儿童因不慎吞噬玩具零件塑料小球而生病需要治疗的事例。如果儿童吞噬含有毒化学元素的塑料小球,将有中毒的危险。有人质疑,是否继续购买中国制造的玩具。然而大部分家长别无选择。因为德国市面近80%的玩具都产自中国。据估计,中国有1500万人在成千上万的玩具厂工作。中德电台驻上海记者参观走访了一家中国玩具工厂。

浙江省云和市距上海300公里,有10万居民。这里是全世界木制玩具的生产地。云和的大街小巷都听得到电锯工作的噪音。每隔几米,就看得到摞起来的木板,木条,木桩。在这里玩具厂工作的工人并不关心,他们生产的玩具究竟销往哪里:"不知道。我们都是打工的,不管这些。我们一天工作8小时,没休息。忙的时候我们就白天做,晚上做。当然辛苦了。""我就是负责给木头打亮。刚来的时候还有点受不了这个味道。现在我做了2年了,已经习惯了,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

工人们一边描述他们每天的工作,一边把小木块摆在一起。他们的老板微笑着站在一边。楼上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厂房。一个工人正在给一块木板上漆。他头上没有带防护面罩。
这里是浙江元丰玩具厂的厂房。元丰是云和600家玩具厂中的一家。负责生产管理的刘女士,友好的介绍工人的情况:"一般工资计件比较高,如果是班长每天有60块钱,加班的时候能挣到90块。我主要雇用女工,因为她们细心一点。"

云和在中国无疑算个小地方,还有青山绿水。当地发现了做木制玩具这片市场可以赢利创收。而云和的玩具厂在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还属于规模很小的。从浙江往南几千公里以外的广东省才是中国最集中的玩具生产基地。据悉广东省每年生产的玩具总产值高达500亿欧元。德国知名连锁百货公司Karstadt和Kaufhof玩具柜台的产品都来自广东。孩子们梦寐以求的玩具品牌Toys
are us以及JC Penney也都在广东设有工厂。全球最大的玩具集团美泰几周前召回的大部分玩具也产自广东。

甄先秦(音译)的玩具厂由迪斯尼授权生产玩具及迪斯尼电影里知名的卡通人物。她很关注美泰前一阵的召回行动:"由于我们产品的对象是孩子,所以我们有责任让孩子得到安全的玩具。美泰这件事情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我们有一些下游的供应商,我们除了自己做产品检验,还要拿到外面去检验。"

广东作为玩具生产大省很担心名声受损。前不久广东省对2000家玩具厂中的85%的厂家进行了产品检验。有700家工厂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被取消了出口资格。

不仅是中国玩具生产商,其实西方的订货商在质量问题上也有责任。据香港工人权利维护者介绍,工人有时候为了即将临至的圣诞节赶货,每天要辛苦工作16个小时。每小时加班费只有3块钱人民币,合欧元不到30欧分。

毛耀春(音译)是云和一家玩具厂的老板。他为不少西方连锁百货公司廉价供货,像木制汽车,棋盘游戏,积木等。他的压力很大,因为有些客户还是觉得他的产品不够便宜:"比如沃尔玛给我们的价格太低。他们虽然要求工作条件有保障,人权什么的。但是他们自己给的价格太低。以至我们没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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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9日

雅虎挨了一记道德耳光

随着08北京奥运的临近,中国受到了格外的关注。而它的人权状况则是令北京当权者担心的敏感话题之一。现在,一桩尤为棘手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再次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这起事件中,北京偏偏是利用西方企业的帮助来控制因特网市场,打击国内的批评人士。

互联网搜索引擎雅虎和谷歌与中国的新闻检查机构紧密合作,以免进入这个利润丰厚的东方市场的大门遭到封锁。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与一个专制政权的合作导致中国的人权人士,异议人士和反对派被投入监狱或受到迫害,与此同时,雅虎和谷歌的所有者却赚取着上亿美金。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鲜而且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议员们传唤雅虎首席执行官杨致远出席听证会,并且训斥他"道德卑微"。议员们指责说,他对北京的顺从导致中国记者师涛的身份被确认并且被判监禁。

美国议员其实同样可以对谷歌创始人布林和佩奇做出同样的评价。据记者无疆界组织和其它非政府组织称,谷歌帮助中国专制统治者封锁有关敏感问题的消息。这个世界最大的搜索引擎在中国境内要么不列出涉及民主,人权或者西藏的独立信息,要么就只是以中国当权者可以接受的方式。谷歌,雅虎,微软或者象思科这样的网络公司都是中国新闻检查的工具。

美国议员们给了雅虎首席执行官一记响亮的道德耳光,这是否能够促使他改变在中国的商业习气呢?目前看来并非如此。杨致远甚至拒绝向那些因为雅虎的"支持"而被中国安全力量查明身份,而后遭到迫害的受害者提供经济赔偿。现在事情还没有定论。异议人士的家属将继续向美国法院控告雅虎。除了对雅虎和谷歌的所有者施加道德压力外,还必须采取经济手段,促使他们断绝与独裁者的合作。

毕竟这些网上巨人的商业模式基于成百上千万人去使用它。每个使用者都可以通过在博客上或者其它地方发表公开抗议,或者通过使用其它搜索引擎为加大对雅虎或谷歌的压力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些搜索引擎的所有者虽然早就是亿万富翁,但是,如果利润不象往常那样滚滚而来,他们也会感到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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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止艾滋病扩散需改革医疗体系

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在过去几年内猛增,政府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新的医疗改革有不少项目改善了对于艾滋病人的治疗护理。德国科隆大学哲学系本周三举行了一场以中国卫生政策以及艾滋病感染状况为题的讲座。

主持讲座的是现代中国问题专家文科尔曼博士。中国现代社会问题是她研究的主要课题。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国感染艾滋病患者的数目一直很低,有观点认为是人为将数字控制得很低。真正的数字要高得多。

中国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一名在国外生活多年后回国的外籍华人。不少中国人把艾滋病当成是外国人得的病,和中国没多大关系。直到90年代,中国日益增多的艾滋病感染人数都没有引起政府重视。哪个中国人染上艾滋病,马上会让人联想到此人个人生活很不检点,频繁更换性爱伙伴。其实中国主要艾滋病感染源是通过血液感染。

中国最容易感染艾滋病毒的一半是瘾君子,通过针管注射,直接通过血液感染。其次是献血者,这里其实要称其为买血者更恰当,有的农民为了50块钱不惜买血,然后通过不干净的注射器感染。另外还有妓女以及嫖客,由于进行无保护的性行为。男同性恋者也是很危险的一部分人群。另外还有流动人口如农民工,生活条件及卫生条件往往很差,或是女性农民工由于生活所迫,被迫走上卖淫的道路,最终感染艾滋病。
随着媒体对艾滋病的客观宣传,人们逐渐了解了艾滋病感染途径及药物治疗手段。中国的现代卫生政策中也特别改善了艾滋病治疗状况,为了防止其进一步传播。中国卫生部门推出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为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咨询,免费抗病毒治疗等。但是上面制定的政策在真正执行中总是困难重重。特别是在农村乡镇地区,那里的居民几乎没有人有一份可靠的医疗保险。正是经济落后,文化水平低的地区的人往往要被迫走上卖血这条路。农民一旦染上艾滋病是没有能力医治的,还要忍受他人的孤立和歧视。另外,吸毒及卖淫嫖娼在中国是违法的行为。警察可以不用任何司法程序直接逮捕甚至拘留瘾君子以及妓女和嫖客。被拘捕的瘾君子的下场往往是强迫戒毒。这样前提下的戒毒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有数字显示,复发率为95%。

文科尔曼教授认为要切实预防艾滋病扩散首先要从改革医疗体系开始:"中国的医疗体系很不完善。大城市拥有一流的医疗设备,但是医药费用非常昂贵。农村地区的医疗设备还很落后,而且在过去几十年更加退步了,甚至可以说是瘫痪了。这体现出中国贫富差距之大,在医疗保障上人与人的不平等性。特别是流动人口,打工的农民工,完全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获得药品的可能。另外中国要考虑是否将卖淫合法化,以保障感染上艾滋病的妓女也能获得相应治疗。警方也不应该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逮捕瘾君子,然后强迫期戒毒。这些都是应该再讨论的话题。"

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以每月超过3000人的速度递增着。今年1月到10月,平均每月增加艾滋病病毒携带者3223人。官方对艾滋病的报道逐渐公开,截至9月底,中国官方公布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数超过了22万,其中四分之一最终发病。有人预计,截至2010年,中国将有几百万,甚至达到1000万艾滋病人。另文科尔曼教授忧虑的是,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所以即使有上百万人感染艾滋病,对中国来说也是个小数。她表示:"仅从数字看,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并不严重,有几百万艾滋病人中国还是中国,并没受多大影响。这种看问题的态度是很令人担忧的,因为这样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我认为,中国还没有理由放松对抗艾滋病。否则,10到15年后,我们再看到的数字会比现在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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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7日

雅虎高层向国会和师涛母亲道歉

本周二,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再次就因特网巨头雅虎在中国记者师涛案中扮演的角色举行听证会。受到二十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轮番质问的雅虎首席执行官杨致远和雅虎总法律顾问卡拉汉(Michael
Callahan),首次向国会议员和列席听证会的师涛的母亲高琴声表示道歉。

"你们在技术上和经济效益上是巨头,但在道德上却很卑微。"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在听证会对两位雅虎高级主管予以了严厉的斥责。正是利用雅虎提供的用户信息,中国方面才得到了所谓的证据并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中国记者师涛十年徒刑。

这里涉及的所谓"国家机密"是中国政府要求记者不要做关于六四15周年报道的通知。师涛当时通过在雅虎的电子邮件信箱向境外人权组织发送了一封含有上述内容的电子邮件。尔后,雅虎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提供了师涛的电邮账号,登陆记录和邮件内容,帮助北京警方找出了师涛。

在周二的听证会上,雅虎首席执行官杨致远和雅虎总法律顾问卡拉汉向美国国会,以及坐在观众席前排的师涛的母亲高琴声鞠躬道歉并请求原谅,高琴声不由得伤心落泪。

杨致远对雅虎当时的所作所为作了辩解,他说,没有人想做错事。卡拉汉表示,雅虎今后将寻找不让自己掌握的信息落到专制政权手中的途径。

尽管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提出了雅虎向师涛的家庭提供经济帮助的要求,但雅虎方面并没有同意。卡拉汉表示,有关决定相当复杂。一名中国异议人士就因美国方面表示愿意向其提供资助而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击报复。

外交委员会议员还质问为什么雅虎在师涛事件后没有开除任何有关当事人,并指出卡拉汉去年2月份在国会作证时提供了误导性的信息。
卡拉汉当时表示,雅虎向中国当局提供有关师涛在网上活动的信息时,不清楚当局为什么要调查他。但后来,他又承认雅虎收到的中国当局的文件中的确提到泄露国家机密的问题。

在周二的听证会上,卡拉汉对没有直接向国会外交委员会补充这些附加信息表示道歉。对此,兰托斯主席表示,一个理智的人在收到这样的文件时马上就该知道这一事件关系到一名政治异议人士或宗教异议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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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对摩托车格外注意的汽车安全驾驶辅助系统

【日经BP社报道】

图1:演示车辆。准备了3辆"奥德赛"
图2:防追尾的实验概要
图3:防追尾的显示画面
图4:防左转剐蹭的实验概要
图5:防剐蹭的显示画面
图6:防止右转弯冲撞事故的实验概要
图7:右转弯时的显示画面
  日本的新交通管理系统协会(UTMS)于2007年11月2日,在�木县宇都宫市的公路上公开进行了基于路车间通信的"安全驾驶辅助系统(DSSS:driving safety support systems)"的验证实验(图1,参阅 本站报道)。面向公众征集参加者的公开演示于11月5~7日开展。

  该实验是�木县DSSS研究工作组验证实验的一环,组长为本田汽车。参与的企业除本田外,还有阿尔派、OKI、欧姆龙、小丝工业、住友电气工业、日本信号、日本无线、先锋、富士通、松下电器产业、三菱电机,共12家。

  验证实验分为三项:(1)防止在弯道等视野较差位置发生追尾;(2)防止在左转弯时剐蹭摩托车;(3)防止在右转弯时与迎面行驶的直行摩托车发生冲撞。

  (1)防追尾的内容是通知驾驶员坡道前方出现的堵车(图2)。设置在道路上的监控摄像头首先对堵车进行识别,然后利用光信标的道旁装置向驶来车辆提供信息(图3)。在此次演示中,由于未发生堵车,因此提供的是假设的预置信息。

视频 视频1:防追尾篇(约1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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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防左转剐蹭的内容是利用摄像头识别摩托车,通过DSRC向车辆提供信息(图4)。显示防剐蹭警告的条件是:在左侧车道配置的光信标下通过的车辆 的车速为10km/h以上,且左转向灯点亮(图5)。而且,如果行进方向为红灯,在绿灯点亮之前,信息不予提供。DSRC每隔100ms发送一次信息。

视频 视频2:左转剐蹭防止篇(约1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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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防止与右边直行车发生事故的内容是通知右转弯车辆迎面车的存在(图6)。利用摄像头识别迎面车,并通过DSRC通知处于右转弯车道的车 辆。车辆是否处于右转弯车道由光信标判断,与转向灯开闭无关,信息面向全部相应车辆提供。当摄像头识别出的车辆为汽车或卡车时,响低声警报并显示"注意迎 面车"的画面,如为摩托车,则响高声警报并显示"注意摩托车"的画面(图7)。

视频 视频3:防止与右边直行车发生事故篇(约1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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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次的验证实验中,DSRC使用了ETC利用的通信协议"ARIB STD-T75"。DSRC接收器采用三菱电机制造的新一代ITS车载仪,配备该公司试制的DSSS用处理装置,与车载导航仪实现了联动。(记者:狩集 浩志)

【东京车展】三菱汽车配备的太阳能电池的奥秘

【日经BP社报道】

概念车"i MiEV SPORT"
增加了看上去像配线的线
  "早晚会有人问这个问题"(解说员)――。三菱汽车在"第40届东京车展"上展出的电动汽车概念车"i MiEV SPORT"因配备薄膜型太阳能电池引发了话题。不过,此次的焦点在于,虽然配备的是薄膜型,但却采用了结晶硅型那样的粗配线。在向解说员质疑上述问题 时,他说出了文章开头的话,并披露了所配太阳能电池的奥秘。

  i MiEV SPORT配备的太阳能电池是转换效率达13%的CIGS型。以CIGS型为代表的薄膜型太阳能电池一直使用极细的配线,外观通常为黑色。三菱汽车的解说员表示,在i MiEV SPORT上看上去像配线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配线。

  对于消费者来说,一提到太阳能电池,就会马上想到粗配线醒目的结晶硅型。为此,在与设计人员讨论后,增加了看上去像配线的线,以便能够看出来是太阳能电池。

  至于选择薄膜型而不是结晶硅型的原因,该公司表示是因为厚度薄且耐冲击性出色。另外,在薄膜型中选择CIGS型是因为理论上有望提高转换效 率。此次的试制车充电一周可行驶20km。不过,这与太阳能电池的成本并不相称。该公司表示,今后希望太阳能电池的成本能够进一步降低。

  另外,此次并未公布CIGS型太阳能电池的制造厂商。不过,解说员强调"不是CIGS型,而是CIS型"。在日本国内,本田为CIGS型,而昭和Shell Solar则为CIS型。(记者:河合 基伸)

2007年11月6日

胡锦涛与盖茨:既谈共同利益,也谈意见分歧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日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台湾海峡局势、伊朗核问题及中国军事透明化等是盖茨与中方讨论的重点。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的这次访问。盖茨分别会见了中央军委高层人士,并于周二上午与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举行会谈。胡锦涛高度评价了盖茨的访问。他表示相信,这次访问将有助于增进了解、加深互信、推动两军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会见时,盖茨开诚布公地表示,中国与美国在军事关系方面既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意见分歧。他说:"两国对很多问题立场相同,对很多问题又立场不同。但是双方都认为,应该就这些问题进行沟通,这对两国关系十分有益。"

自2001年发生南海战机相撞事件之后,中国和美国的军事关系一直处于低谷。在台湾问题上,盖茨虽然强调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可是美国国会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明确规定美国有义务采用包括武力在内的方式防止台湾社会经济生活受到威胁,并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

中国国防部外事办主任钱利华表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各自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双方有共同利益。中美都不希望台海局势失控,给地区安全和稳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但是在台湾一些具体问题上,中国对台湾持一贯和明确的原则立场。我们对美方和盖茨本人都表明了中方的一贯立场。"

盖茨再次强调了美国对台湾的立场。他表示,美国坚决反对任何一方采取任何行动改变台海现状。在共同应对伊朗核危机的问题上,盖茨指出,一个稳定的海湾地区符合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利益。盖茨在与中国军方高层会谈时指出,如果伊朗成为海湾地区不稳定的因素,将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包括中国的利益。要想保障长期的能源稳定,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海湾地区和一个稳定的中东地区。此外,盖茨还呼吁中美双方就中国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进行对话。

此前,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与盖茨举行了会谈。曹刚川强调,如果陈水扁胆敢制造台独重大事变,中国必将采取断然措施,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会谈介绍后,曹刚川与盖茨共同会见了外国记者,宣布双方会谈达成的共识,其中有建立两国国防部直通电话,加强军事院校和中青年军官交流等项目。这次是盖茨自去年12月就任美国国防部长后首次访华。

伊朗问题没有直接谈到

盖茨此次访问中国的最主要目标是想争取中国在伊朗问题上同西方保持一致的立场。在同胡锦涛进行会谈之后,盖茨表示,中国国家主席愿意说服伊朗同核武计划告别。胡锦涛也称同盖茨的会晤"诚挚而友好",不过,在这次会谈中,伊朗议题并没有涉及到。

中国同俄罗斯的立场接近,即反对采取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以对付伊朗。此前,盖茨曾说过,伊朗如果成了该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对谁都不利,包括对中国。如果能源供应必须得到保证的话,那么,波斯湾及中东是最应该重视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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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铭广受抨击

本周香港媒体关注的焦点有: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李柱铭因在呼吁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给中国压力而遭到群起围攻。本周香港亲中报纸继续有攻击言论出台。另外,在胡锦涛提出两岸和平协议的建议后,北京与民进党之间究竟是否存在互动空间,本周的香港媒体对此也有关注。

香港媒体一周来围绕李柱铭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呼吁美国在奥运问题上向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的抨击,依然继续。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媒体对李柱铭持严厉批评的占绝大多数,而几乎没有多少文章为其辩护。

香港《文汇报》日前刊登另一篇文章,称香港须警惕明年有人利用马术比赛搞事。文章写道:"《华尔街日报》罕有在评论版以头条方式发表文章,力挺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的"奥运施压论",更指责香港多份报章及"亲中人士"以"文革批斗模式围攻李柱铭",是有组织地针对没有说过的言论。这张报纸的有关评论完全不顾事实,事实是事件发生至今,香港各大报章均持不同立场,作出各式各样的评论,甚至有些报章赞许李柱铭的言论,陈日君说不介意也作这样的汉奸,陈方安生还指其"爱国"。……原来谁又会想到李柱铭、黎智英等人,会要求布什借北京奥运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谁又会想到,这等明明是违背奥运精神和普世价值的事情,陈方安生还会认为是爱国行为。谁又会想到,上述人等还要到美国报纸搬救兵,硬想把它搞大,搞成国际事件。……防备之心,还是多点好。到时,那些个游行示威来了,也就有准备,也就不会措手不及。反正,有关人等,不会是善类。"

在台海两岸关系方面,《明报》发表评论认为,北京与民进党尚有互动空间。文章写道:"中国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议两岸在一中基础上结束敌对状态,签订和平协议,在两岸和国际间都引起了密切关注和强烈反响。……新近海外也有不少舆论认为,为了有效遏制台独,寻找解决两岸和平问题的终极方案,北京应该考虑承认中华民国的政治定位,并考虑给予台湾空间。仔细区分,在这一诉求下又可分成两个不同的方向:一、在经严密论述的"一中"框架中,两岸互相承认对方为政治实体,但不承认对方为外国;二、两岸放弃"一中",由此成为两个事实上的中国。前者得到包括台湾蓝营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人士的认同,但在目前两岸的政治现实下究竟如何取得共识和进行操作,成为巨大挑战;但后者则存在极大的争议,被认为可能成为事实台独的铺垫。"

文章写道:"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上述这两种观点,不管其间的差异多大,但在民进党内部看来,基本上均不予考虑。……当然,也有第三种观点认为,北京可从给予台湾以一定的国际空间开始着手,借此舒缓台独正名制宪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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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高科技企业多受间谍威胁

德国一向被认为是技术创新快的国家。德国企业界的高效成为德国经济的支柱,高科技则成为战略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不仅仅经济界的竞争对手对德国技术虎视眈眈,同时还有各国的情报机关。虽然冷战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各个国际之间在进行一场没有枪炮的经济大战。

而很多德国中小型企业还没有意识到经济间谍的风险,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却被怀疑是"国家间谍"。

不论是科研结果、发展战略、产品资料、客户信息还是财政报表??成功企业的秘密经常成为网络间谍的目标。德国宪法保护局副局长雷姆贝格表示,这些有目的的攻击大都来自苏联解体后的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国中国。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搜集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科技信息,以填补其国家技术的空缺。他们设立了各种科研发展计划,其中有一项特别鼓励留学专业人才回国。这一计划虽然没有什么不正常,但是我们要是看清情报机关参与这一计划的规模,就应该警觉了。"

在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年八月访问中国的第一天,德国颇具影响力的《明镜》周刊发表了封面文章,披露所谓的"黄色间谍"。文章指出在德国的留学生和学者因为出自爱国情结,都可能被中国的情报机关利用,窃取德国的情报。这篇报道发表后在德国的华人圈内引起了激烈的批评。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主席周盛宗在德国攻读了博士学位,并且于2005年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接见。但周盛宗否认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受中国政府委托窃取情报,并且对《明镜》周刊发表的文章表示不能理解。

根据业内报告,德国有百分之四十的企业受到经济间谍的威胁,内容以高科技为主,例如纳米技术、军事技术、交通、环保、能源、机械制造等。每年被窃取情报的总价值被业内人士估计为500亿欧元。德国化工企业德固赛负责技术保护的安德雷亚斯?布鲁默认为,特别是在特殊技术领域全球领先的中小型企业受到最大的威胁:"人们尝试在专业会议上取得联系。如果有人对我十分慷慨大方,为我提供免费机票、住宿或者其他晚间娱乐项目的时候,我就十分警觉。他们一定会对我有所求。但是很多中小型企业的代表认为从早到晚有人全方位照顾是件很好的事情。但之后要是资料没了,那就是没了。"

布鲁默认为,这样的损失是因为太天真造成的。布鲁默知道外国情报机关的伎俩。他见过装有扫描仪和无线发射装置的碎纸机,见过有存储功能的投影仪,还有能复制文件存有木马程序的优盘。德国宪法保护局认为,很多情报机关工作人员作为记者和外交官潜伏在德国,并且率领代表团访问展会和公司。德国内政部国务秘书韩宁警告说,企业界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如果企业培训实习生,我不愿意在这里强调提中国,但这些企业应该知道,这可能是一整套有目的地学习科技的战略的部分内容。我并不想打击企业界。我认为培训实习生十分重要,但是人们应该想到,他们的技术有可能会流失。"

内部人士窃取情报出现的频率在不断增加。位于德国的IBM公司欧洲业务优化中心负责人弗洛姆介绍说,有报告统计,2005年三分之一的情报窃取工作是内部人士的手笔,28%来自于公司原来的伙伴和员工。弗洛姆说:"滥用信息现在有了新的途径。我们的防火墙越高、越安全,杀毒软件越高级,密码越复杂甚至需要生物信息,那些恶意攻击者的头脑也越来越聪明。他们会将一名工作人员安插到公司里,合情合理的获得这些数据。"

密码经常很容易就被破译。只有少数公司有软件能够检查员工到底读取了哪些文件。目前有专门的分析软件可以检查非正常读取数据,并且报警。但同时,人们不能低估来自外部的互联网攻击。新近《明镜》周刊报道中国黑客供给德国政府电脑,宪法保护局副局长雷姆贝格予以了证实。他表示:"我们自从2005年以来,在很大的范围内发现针对德国政府机关和企业界的邮件攻击。这些攻击的密度很大,每一两天就能够发现新的案件。"

这些邮件的附件内都装有窃取资料的程序,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安装,并且通过互联网发回数据文件。很多所谓的木马程序安装的十分隐蔽,以至于专家都无法发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冯仲平认为,德国明镜周刊揭露的报道是西方媒体反华趋势的抬头。

德国联邦安全信息技术局副局长韩格明确表示,目前还存在其它的漏洞:"无线网络就是经常受到攻击的目标,特别是没有加密或者没有完美加密的无线网络以及移动通信。泰国有一个公司就可以提供服务,监督无线通讯。人们只需要拿着手机输入一些简单的命令就行了。然后所有通过这一手机的通话和数据交流都可以被监听,而且这一做法还可以窃听一个房间。"

专家们都认为,对企业数据的保护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但是企业界应该因此提高警惕,防止外人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获得机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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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间将建军事热线

在中国政府看来,军事扩建是实现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中国不断扩充军备的计划令美国不禁起了疑心。美国很担心失去其在亚洲的军事优势。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日前正在中国进行访问,其中议题包括中国增加军费开支,以及双方国防部之间设立直通电话。盖茨的访问将持续到本周二。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 盖茨此次访华将与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及其其他高层领导人以及军方代表进行会谈。会谈的议题包括两国国防部之间设立军事直通热线。关于伊朗的核计划,奥运期间反恐策略,以及朝鲜及台湾等问题都要成为讨论的话题。而会谈的首要议题是,美国要求中国增加军费开支的透明度。美国国防部的专家认为,中国的实际军费开支比中国官方提供的数字要大得多。德国对外政策协会专门负责亚太安全政策的专家弗兰克"
乌姆巴赫认为,美国方面的猜测不无道理。

乌姆巴赫说:"问题是,中国公布的国防预算并不是包括了所有方面的开支。也就是说,用于军事研发等领域的经费实际上含在其他国家财政开支里。"

尽管中国目前的国防开支还远远少于美国。但是美国担心,中国日后会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影响力。中国增加军费开支及其各种军火项目都十分令华盛顿国防专家头痛。克里斯多夫"
格里芬是属于美国保守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他认为中国的部分武器项目是直接针对美国军事力量而建立的:"比如中国的反卫星系统,其次中国投资建立潜艇可用来击落美国的航空母舰,另外中国还致力于建造现代化战斗机。这些举措都只为一个目标,就是为防止美国可能在该地区采取军事威胁。"

如果台湾问题一旦恶化,将对华盛顿意味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不仅是台湾问题,中美之间还存在其他能引起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分歧,比如朝鲜问题。格里芬表示:"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但是金正日一旦去世,朝鲜陷入混乱,美国为了控制朝鲜的核武器而必须军事进驻朝鲜。到那时美军与中国之间会有怎样的摩擦,就不好说了。"

尽管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此次与中方的议题都关系重大,而他对中国军事崛起也深表担忧,但是盖茨在会谈时始终保持了低调温和的态度。盖茨在对中国的评价上不同于其前任拉姆斯菲尔德,他不愿将中国看作是对美国的一个军事威胁。乌姆巴赫说:"在我看来,盖茨更愿意将中国的军事政策作一个综合评价:中国虽然致力于军事现代化,但从全局来看,中国政府极力希望能有一个稳定的外界环境,以便保障中国经济的发展。"

华盛顿现在与北京对话的口气变得温和了许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的国防部长盖茨的执政方式有所不同。其次如果美国对正在腾飞的中国实行强硬政策对自己也没有好处。美国在过去几年把精力过度集中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以至于在东亚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乌姆巴赫认为美国不会冒着挑起新的国际争端的危险而在东亚地区激化同中国的关系。

盖茨此次是任美国国防部长以来首次访华。本周二,盖茨还将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之后盖茨将继续前往韩国及日本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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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日

“死刑”将寿终正寝?

反对死刑运动再掀高潮。70多个国家周四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一份反对死刑动议。美国已旋即表示反对。中国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地方。

包括所有27个欧盟成员在内的70多个国家日前向联合国提交人类反对死刑动议。鉴于前两次动议均告失利,动议方此次放弃了全球现在就废除死刑的最大要求,而是代之以中止实施现有死刑判决的备忘录,为将来全球范围全面废除死刑做准备。

美国代表立即表示将反对这一动议。美国代表称,是否废除死刑应由公民来决定,而若干美国州的公民已就此作出决定。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代表团不会赞同一项违背公民意愿的决议。
前两次动议的失利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美国的态度有关。

交由联合国全体大会人权委员会审议的这份决议案指出,死刑侵犯人类尊严。据外交官称,巴西和新西兰代表72国提交了这份决议草案。提案国希望,人权委员会能够在本月后半月作出决定,从而能够在12月份举行的联合国全体大会上交付表决。

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虽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拥有巨大道义份量。

在现有192个联合国成员中,尚有69个国家实行死刑。全球90%的死刑执行发生在中国、美国、巴基斯坦、苏丹、伊拉克和伊朗,其中,中国死刑执行数量超过全球其它各国执行数量的总和。据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提供的不完全统计,2006年,全球共有1591人被执行死刑,2005年是2148人。

美国如何进退

美国是目前西方主要国家中依然存在执行死刑现象的唯一国家。在人权问题日益重要的现代社会,这一状况使以在全球推进民主、自由制度为号召的美国的道德形象大受折扣。尤其是将人权保护作为重要使命的欧盟对美国这个自称的经典民主大国更是责难有加。

根据美国宪法,各州享有司法独立地位。虽然多数州已废除死刑,但以得克萨斯为著名代表的多个州依然保持死刑传统。这使作为整体的美国在国际上备受诟病。

面对国际社会不断增加的压力,美国国内在死刑问题上已出现某些变化。例如,虽然没有官方声明,从今年9月份以来,但该国国内死刑执行事实上处于冻结状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宣布,将于明年年初讨论毒针这一死刑方式是否违宪。

毒针是美国国内使用最广泛的死刑方式。如果最高法院作出关于"毒针违宪"的裁定,将意味着美国国内死刑反对运动获得一大推动。大多数美国州政府已表示,在最高法院作出相关裁定以前,中止实施死刑。即使是从30年前恢复死刑以来已处决了400多名死囚的得克萨斯州也承诺,今年内不再执行死刑。

不过,赞同死刑人士不为所动。一个犯罪行为受害人组织的代表便指出,最高法院还从未作出关于哪一种死刑方式是违宪的裁决。该组织相信,反对死刑者5年来使用的策略将因最高法院的裁决而终告破产,-"那时,就没有任何东西再能够阻止各州处决那些最凶残的杀人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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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25日

废金属进口 造福还是害人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使其对原材料的需求也迅速增长。在金属生产和进口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中国开始通过大量进口废旧金属来弥补缺口。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以废旧家电为代表的"洋垃圾"也被运至中国。处理洋垃圾时产生的有毒物质二恶英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危害。

据德新社报道,香港浸会大学研究学者在著名的《环境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全球近70%的废旧电脑、手机以及其它预先设想为可循环利用的电器最终都被运抵中国。这些废旧电器主要来自日本、俄罗斯、西欧各国和美国。对这些"垃圾"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特别是会对处在哺乳期的妇女和婴儿造成危害。

二恶英是一种含有两个氧原子的有机化合物,在工业上没有用处,通常是通过垃圾焚烧产生。人体吸入后可能会成为致癌的原因。浸会大学的研究学者对在可回收利用产业发达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生活的母婴进行了调查。他们提取了被调查者的乳汁、头发和胎盘进行化验,之后发现,这些婴儿每天仅是通过吮吸母乳吸入体内的二恶英含量就要比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成年人可吸入量高出25倍。

浙江台州是中国旧机电拆解行业的集散地。根据官方数据,2006年台州地区废物进口利用拆解企业34家,拆解工场达到50个。除了正当的环保企业之外,还存在着数量众多遍地开花的拆解作坊。一些作坊甚至以农用地为场所在野外焚烧废旧电缆及电子产品,焚烧后的废渣随着污水进入农田灌溉系统,对耕地构成极大破坏。

浸会大学研究学者挑选台州地区5名处在哺乳期的妇女对她们进行检查,与此同时又选择距离台州245公里远一个地区5名同样年龄的妇女进行检查。经过比较两组检查结果可以看出来,台州的5名妇女的孩子通过哺乳摄入二恶英的含量比另外一组妇女的孩子高出两倍。学者们警告说,可回收利用产业有可能令中国下一代患上严重的基因遗传疾病的比例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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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F和世行需要改革以自保

随着出口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在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系统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些国家希望在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中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传统工业国家被迫作出妥协,减少他们对这两个重要的多边金融与发展机构的影响力。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超过一半是由三个国家带来的。他们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在传统工业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同时,这些所谓的新兴工业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都超过百分之十,印度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略微低于两位数。这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出口的增加导致这些国家外贸严重出超,并且囤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目前外汇储备位列世界第一位,达到14000亿美元,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也达到了5000亿美元。这不仅仅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经济重要性,也增强了国家领导人在政治领域的自我意识。

因此,这些门槛国家不愿意在国际多边组织内老坐后排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点在上周末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在美国召开年会上就可以明确看到。这些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和发展组织仍然被发达国家所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和世界银行的行长通常都是由美国人和欧洲人担任。美国前贸易代表和副国务卿佐力克几个月前当选世界银行行长,法国人施特劳斯
"卡恩则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

现在,新兴工业国家率领着发展中国家,要求在这些国际组织内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中国、墨西哥、韩国和土耳其去年虽然获得了一些让步,但是他们对事情的发展仍然不满。这些国家的不满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财政实力和政治意愿,贯彻他们的国家利益。不久前,在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倡导下,南美七个国家成立了所谓的"南方银行",作为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也就在不久前,巴西总统卢拉建议成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竞争的国际金融机构。鉴于第三世界国家控制的大量外汇,这些倡议并不是空穴来风。相反,这些大的门槛国家将会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竞争对手。只要发展中国家与门槛国家偿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就能够减少这两个国际组织的影响力。

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原来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发放人,实力强大,现在,这两个组织要努力寻找论据,解释他们为什么还有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新兴工业国家,不再需要这两个组织的钱,也不再需要他们傲慢的建议。甚至于,那些拥有大量外汇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很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投资,用于原材料的开采,成为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解决这一情况没有别的办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必须本着贫穷发展中国家和他们自己的利益,保住这两个机构,必须要进行改革,减少发达国家的资本比例,增加新兴工业国家的影响力。工业国家原则上已经表示同意。但直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新的框架结构成型,还需要经历艰苦漫长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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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是怎样退出联合国的?

10月24日是"世界联合国日"。今天(周三),台湾总统陈水扁参加了为争取台湾入联而举行的火炬传递活动,并领跑。陈水扁表示,希望通过火炬传递活动表达对中国大陆借助奥运会贬低台湾地位的谴责。目前台湾岛内就入联与返联正进行着大辩论。蓝营提出的所谓返联即是以中华民国的身份重返联合国。那么,36年前,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究竟是怎样一段历史?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在就这一决议举行投票之前,中华民国代表已经宣布,退出联合国。

台湾前驻美代表陈锡藩回顾说,"就是说,我们中华民国保持了一个颜面,我们先宣布退出。在联合国记录上,我们是宣布退出。但是我们退出之后,这个案子还是继续表决的,表决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中华民国就出去了。"

1945年,46个国家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宪章》时,中华民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从1945年到1971年,这期间就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问题发生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1950年开始,苏联等国家在历次联合国会议上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认为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席位。由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盟友关系,美国仍承认并协助中华民国保卫其代表权,并采取了所谓"缓议"的策略。

陈锡藩说,"这个问题每年在联合国讨论的时候呢,就由第三个国家提出:今年不讨论,这叫'缓议案'。英文叫做moratorium。就是说,今年不讨论。每次这个议案都获得通过,不讨论。到第二年呢,再来一个'不讨论'。一年一年不讨论,到1960年的时候,美国认为,形势不能维持这样一种'不讨论'的方式。"

1960年之后,多个国家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不断有新的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的主导权开始从原先的亲美国家逐渐向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转变。由此,美国建议采取一种新策略,提出了所谓"重要议题案"。

根据《联合国宪章》,有些关系重大的国际事务可以被称为"重要问题"议案。这类议案如果要在联合国获得通过,需要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而普通议案只需获得半数以上支持即可。美国希望将"中国代表权问题"确认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以此保住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然而,要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为"重要问题",同样需要在联合国获得半数以上的支持。1971年,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这一议案未能获得通过。陈锡藩回顾说,"当时尼克松急于从越南撤出来,当时美国讨论的是怎样实现'光荣的和平','peace
with honor', 怎样撤出来而又保存颜面。美国认为,中共是北越背后真正的支持者。所以,尼克松要拉拢中共解决越南的问题,希望中共能够帮忙,促成美国与北越达成停战协定。"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走向决裂。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在此背景下,中国和美国有了谈判的基础。1971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了中国。

台湾方面认为,尽管联合国1971年即通过了《2758号决议》,但台湾2300万民众却始终在联合国没有代表权。1980年代以前,中华民国仍声称自己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但自1990年代以来,中华民国开始了重返联合国的活动。今年7月,台湾总统陈水扁正式提出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受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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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奔月:中国已具备了竞争能力

中国的探月计划开始付诸实施。继载人宇宙航行以及成功报废太空过弃卫星之后,周三发射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再一次吸引公众视线。德国之声中文网采访了柏林自由大学天体学的瑙伊库姆教授(Gerhard
Neukum),他对中国的赶超速度表示惊讶,并解释了探索月球有什么新意义。

德国之声:中国宣布,本周三,中国探月计划三部曲的首曲"嫦娥一号"卫星将飞向月球。您认为,中国航天领域的实力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

瑙伊库姆:仅从外部观察还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仅仅依靠听到的、看到的报道,很多都是关于中国取得的成就。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中国赶超的速度感到惊讶,显然,那是一种奋力赶超行动。至少在某些领域,中国已具备了竞争能力。我认为,中国在航天领域的潜力很大,至少在今后数年内,中国会在该领域做出贡献,它将不局限于非载人航天研究,也包括载人航天研究。

德国之声: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登月球。美国政府甚至计划在月球上建造一处永久性太空基地。探月计划德国有,印度有,日本也有。为什么月球这么让人着迷呢?

瑙伊库姆:月球始终对人类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不过,在西方,阿波罗登月计划完成后,事情也就告一段落。那时的太空项目都有其政治目的,大型与月球有关的科研项目不再进行,那时是冷战时代。就阿波罗本身而言,它是一次成功的科学创举。阿波罗之后,人类又开始对其他星球进行探索。这时科学家可以将月球作为参照研究其他星球,同时也发现,原来对月球的了解也并不充分。还有,月球同地球是一套双星系统,他们最初的创世阶段有着十分相似的经历。因此,研究月球能够帮助人们进一步理解地球的形成。

德国之声:各国雄心勃勃的探月计划可以从经济角度来理解吗?

瑙伊库姆:我相信,月球上存在着可以开采的物质,存在着可以冶炼提取的物质,但前提是在那里建立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并且要有人居留在那里。

德国之声:今年二月,德国的探月计划也进入了公众视野。德国政府已基本表示支持这一耗资3至4亿欧元的项目。按照该计划,德国的一支不载人飞船将于2013年登陆月球,而中国的类似计划将提前一年,即2012年实现。德国会为此感到沮丧吗?

瑙伊库姆:德国的航天器不去登陆,而是围绕月球旋转,就象中国现在就要开始的项目。当然,德国的航天器携带了很多高科技试验器械,比中国的技术先进得多。我从一开始就支持德国的探月计划,该计划也得到德国最高层的关注,最终的决定还没有做出。德国应该进行这样的航天计划,不仅着眼于科学研究,同时它本身具有很强的纲领性和政治性。全球性的探月计划实际上已经开始,很自然,只有参与其中,在尖端搞科研并做出成就,今后才能从中享受到好处。

德国之声:为什么德国探月计划不在欧洲航天局的框架下进行,而是情愿选择"单干"的策略?欧洲范围内,对月亮感兴趣的国家不少,比如英国人或者意大利人。

瑙伊库姆:你提到的这些国家都在走着同德国相似的道路,即国家"单干"。这同欧洲航天局本身固有的项目框架有很大关系。改变这一框架的内容必须经过最上层反复多次论证,消耗很多时间。这对实施一个项目不利。还有一条很重要,即作为欧洲航天局的成员国,必须参与它的政策决策过程,但是否有话语权,也取决于是否已经做出了某些贡献。

德国之声:作为星球研究学者,您怎么看,是不是争夺月球的竞赛会演变成为一场太空军事竞赛?

瑙伊库姆:我认为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月球距离我们还是远了点。军人最多对近距离的太空感兴趣,因为他们要为洲际巡航导弹找到飞行轨道,或者是反导弹射击,或者是对洲际导弹进行监控。完成这样的军事使命,不必去寻求月亮。监督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在近距离太空完成。

采访记者:李鱼

采访人物:瑙伊库姆教授就职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此前在德国航空航天中心担任科研主任。他领导的科研小组曾设计了德国火星探测仪上的摄像机。该小组也参与了德国探月计划并为月球探测仪设计最关键的器械之一摄像机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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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23日

中国法律界党员比例显著

虽然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在中国人的头脑中越来越淡漠,但依然有大批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申请加入共产党。他们当中出于对共产主义信仰或政治抱负当然是少数,大多数人入党都是为了让今后求职升迁的道路更加平坦。在法律界,党员的比例尤其高,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但律师是否称职,法官是否公正,与党籍没有关系。

说起入党,许多人认为这只是那些热衷于仕途,希望进入官场的人追求的捷径。但不少尚未确定自己今后人生目标的大学生也加入到了申请入党的行列。值得注意的是,在律师从业者中,党员的比例相当高。北京著名维权律师莫少平解释说:"律师这个行业党员占的比例比较大,特别是公检法这个系统。因为有类似的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你不入党的话,以后的提升都不被考虑。"

出生于60年代初的莫少平不到20岁时在部队入党,当时入党被视为要求上进,至于政治信仰并不重要。回忆起自己当年入党的经历,他说:"我入党的时候才18,19岁,文革刚结束。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有多深的认识理解,是不是从非常理性的角度进行了审视和选择,我个人反思想来,当时都不是的。"

今天的莫少平律师认为,一党专制并不符合法治和宪政的理念,应该允许公民自由选择由哪个党来执政。莫少平代理过许多政治上敏感的案件,当事人包括参与六四事件的民运分子和异议人士,一名党员为被指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被告辩护,这对莫少平来说,并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因为法律首先代表公正和独立。

北京维权人士,34岁的法律教师滕彪对法新社记者表示,自己加入共产党是希望从体制内部促成一些改变。但他也承认,一旦进入了这一体制,就会失去一些自由,包括讲真话和坚持自己的主张。因此不少希望拥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对党敬而远之。

曾为纽约时报记者赵岩泄露国家机密案辩护的律师关安平,青年时代由于家庭出身和其它偶然原因未能实现入党愿望,后来他觉得:"我不太适合走仕途,我适合走专业的研究道路。这样我写东西就可以没有太多顾虑,讲话也可以遵循学科的意见。我写的东西有价值能造福于社会就够了。"但他也希望法律工作者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不仅是维护当事人和民众的权益,也是维护自己作为律师的权益。此外他认为,律师从政,可以提高政府的管理素质和决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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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偏爱中国车

到目前为止,谁要是想在肯尼亚、坦桑尼亚或是邻国乌干达买到一辆质量及性能还不错的二手车,那么人们通常会选择来自欧洲市场的二手车。因为,购买印有"德国制造"的二手车是非洲二手车经销商和客户们多年来的老传统。但近来在非洲的车市上欧洲车又有了新的竞争对手:中国。

近来,新兴汽车生产大国?中国不断扩大在非洲市场的出口,使得欧洲的出口商们竞争十分激烈。来自中国的经销商出口到非洲的产品:既不是欧洲也不是日本的二手车,而是全新的,且价格比欧洲二手车还低廉的中国造汽车。

居于这种价格上的优势,有哪些非洲汽车商还愿意购买来自欧洲和日本的二手车呢?在非洲,一辆中国产四轮驱动新车人们只要花上3万2千美元就可以开回家中。而这些钱还不够买一辆2003年日本产的丰田二手车,因为这辆二手车的售价是4万5千美元。

埃塞俄比亚产"蓝色尼罗河"

欧洲人一直认为中国产汽车质量没有保证,讽刺中国是不称职的竞争者。之后人们对这一评价有了转变。2003年开始,当大部分人还在迷恋欧洲和杜拜销往非洲的二手车时,中国汽车的进口量悄然增加了18倍。目前,仅在富裕的南非,中国和欧洲及日本的汽车销售量可以说是齐头并进。

一些汽车生产商对这一发展趋势表示震惊。印度的商家正计划生产组装汽车,销售到非洲市场,每辆价格低于3千美元。同样雷诺车厂在罗马尼亚制造的廉价汽车Logan在非洲的销量也很好。

同时,荷兰与埃塞俄比亚合资生产的汽车"蓝色尼罗河"(Blauer Nil)中的一些零部件就是从中国进口的,这样也避免了高达150%的汽车进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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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李当选淡化高层“技术官僚”色彩

中共17大周日落下了帷幕。周一,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如人们事先所料,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和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成为政治局新常委,二人被视为接替胡温的热门人选。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周一在公布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补充道:"习近平、李克强是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他们分别为54岁和52岁。"

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刚刚7个月的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习近平曾在东部经济发达的福建和浙江省担任领导职务,在中央也有稳固的人脉。尽管有人认为他与江泽民的上海帮关系密切,但54岁的习近平以善于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著称,因此成为被党内各派系所接受的接班人选。

李克强来自共青团系统,曾是中共最年轻的省长,也是本届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尽管他主政河南和辽宁期间,多次发生火灾矿难等灾害事故,政绩受到影响,但没有阻碍到他顺利进入中央。17大前海外媒体纷纷推测,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是胡锦涛首选的接班人,但显然在17大上还难以确立其地位。

德国波鸿大学东亚系的辜学武教授认为:"中共高层似乎是放弃了以前只培养一个接班人,一个党的核心的做法,现在转向培养一个接班的团队,这个团队从目前安排的情况来看,是习近平主控中央书记处书记,很有可能是习近平朝着党务的方向发展;李克强则有可能接任已经去世的黄菊出任常务副总理,有可能成为将来的总理。所以现在感觉是安排的一个团队。"
李克强和习近平都是从省级领导晋升政治局常委。以他们为代表的第5代领导人在学历背景上与上一代有明显的差异:"一个明显的特征,两个人都有非常鲜明的人文科学和法学背景,他们两个进入政治局淡化了中央高层'技术官僚'的色彩。由于这两人的介入,这一色彩显得非常淡薄了。两人一个是法学博士,一个是经济学博士,这两人出任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有可能对中国的思维判断,决策等方面会有些影响。"

中共新一代领导干部是否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大的举措,辜学武认为:"尽管第5代领导人比他们的前任有更多新的观念,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怎样去思考问题,去看问题是一个方面,怎样去实施到政治层面上是另外的事情。我本人觉得,就算他们在5年之后成功的接过'棒子',也不代表他们会大刀阔斧的去进行非常深刻的、革命性的体制改革。总的感觉是他们基本上还是属于政治上的稳健派。只要不是出现非常紧急,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拿中国的政治体制去做大手术。因为从目前运作的情况来看,虽然政治体制缺乏民选的基础,但是它毕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基本上保持了中国权利交换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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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20日

石油用光之后的生活

在美国,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迁问题,一直受到压制而不能进入公众意识。因此石油的消费量不断增长。不过,渐渐地,美国人也开始计划,在石油被用光之后该怎样继续生活下去。德国之声记者的报道如下:

"美国是一个使用石油上了瘾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使用石油上了瘾的国家,而我们需要的石油正来自世界上政局不稳定的地区。"
美国总统布什的这番话,本来是描述整个国家面临的用油危机,然而这对于正在体验不断飙升的油价的消费者来说,真是感同身受。

然而目前的问题不仅是,世界各国要为了依赖于石油进口不断斗争;问题还在于,将来人类还能不能继续使用石油。这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不过,曾经担任过克林顿任期内的中情局局长的伍尔西(Jim
Woolsey)讲述了曾经发生在历史上的一件与今日世界石油局势相类似的事件。

他说:"19世纪末,盐被看成一种战略物资。因为盐可以保持肉类不腐烂。因此,盐就成了人们饮食链中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拥有足够的食盐储量就变得非常重要。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不过,当时人们的确曾经为了食盐发起过战争。后来电力的发明使得冷藏技术成为可能,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食盐就失去了自己的优势地位。渐渐地食盐变成了普通的日常用品。我们一定要把今天的石油变成昨天的食盐。"

将"石油变盐"的技术

可是,怎样才能让石油也失去它的优势地位呢?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环境专家大卫?桑德罗刚刚就此问题出版了专书:《从石油的束缚中解放》("Freedom
from Oil")。桑德罗认为,第一个措施就是要重新装备汽车大军的燃料设备。也就是,通过为汽车夜间充电,以电力带动马达来代替汽油和柴油发动。

他介绍道:"没有什么方式能比电力马达更加快速地解决我们对石油的依赖。每次我给人们讲解电力马达的时候,总是有人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那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建更多的发电厂呢?有趣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电动马达非常有效率,用电很少,而且汽车一般是晚上充电,那个时候,家庭用电减少,所以不会给电网带来超额负担。第二个问题是,电力马达需要更多的电力,而这些电是通过火力发电产生的,那么,火力发电不是仍然会造成温室气体吗?的确,美国的发电厂中的一半是火力发电,不过,即使电力马达完全靠火力发电产生的电能来驱动,仍然比直接使用汽油更加环保。因为,汽油和柴油驱动非常不经济,而且产生的温室气体量令人惊讶地大。"

政治参与会让燃料变革进程加快

除了桑德罗提出的大有前景的动力技术之外,生物能燃料也能够促进节约型马达的生产和解决短途公共交通对石油的依赖问题。不过桑德罗认为,没有政治决策的参与,这些都不可能实现。他说道:"今天,石油占据着发动机原料的统治地位,这完全是由于数十年以来美国政府的鼓励所致。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石油工业。政府一直对石油实行低税政策,这样,很明显地,使用石油变得非常廉价。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保证了全球石油运输的畅通无阻。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如果人们不是可以这样放心大胆地依赖由当时的美国总统和外长们建立的运输保障系统,人们早就开始大量投资,研究石油的替代产品了。"

因此,实际上人们早就该开始着手解决惊人的石油使用问题了,正如桑德罗所说:"我们是伴随着对石油的依赖成长起来的,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辈们也都是如此。所以,对石油的依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不过,想到我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现在竟然是没有代替方案可行的,这难道不是非常得不正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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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8日

顾彬--催促中国政府为文学解禁的先锋

德国汉学家顾彬获得中国"中坤国际诗歌奖",表彰他在翻译和推介中国诗歌方面的贡献。同时,前一段时间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还犹言在耳。顾彬的德国同行如何评价他这次获奖,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记者采访了德国汉学家、埃尔兰根大学汉学教授郎密榭(Michael
Lackner)。

德国之声:顾彬称自己获得"中国国际诗歌奖"是整个德国文化界努力的结果。您作为德国汉学家,如何评价德国汉学界介绍中国文化的成就?

郎密榭:我首先要说,我认为顾彬得到这个奖是实至名归。原因很简单:他致力于在德国介绍中国当代和传统文学的事业。我们德国在汉学研究的小领域如历史研究中,不是历史学家而是语言介绍者在研究。顾彬成就显著,他做出了专门的、个人的成就。另外,我愿意代表德国汉学家接受他的表扬(笑),当然我们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也算不上太多。在许多领域我们的成就和中国的重要性相比,还不是那么显著。希望在中国能够有更重要的地位。

德国之声:但顾彬同时也认为,德国方面的文化成就少有人关注。德国翻译介绍中国的作品多于介绍到中国的德国作品。您如何看待这个不平衡?

郎密榭:这是相差很大的不平衡。当然,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的作品已经被介绍到了中国。中国的翻译活动也特别倾注精力在德国的儿童读物上。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这和接受程度有关。而说到当代文学,还真是不平衡。但这个现象可能与德国当代文学的质量有关,这个我们不应该忘记。可能许多当代德国文学不如当代美国文学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当代文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撇开文学不谈,其他领域的作品,如德国哲学家的著作包括在世德国哲学家如哈贝马斯的著作在中国出版得很多。顾彬说的不平衡大概只限于纯文学。我有时想,这可能与此有关:看看美国市场,那里的情况也差不多,德国当代文学在那里也不怎么受人追捧。

德国之声: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郎密榭:我不是文学专家,但是很多人说,一部分原因是德国当代文学的狭隘性。有些写得晦涩难懂,不容易被接受。他们为自己写作,作品也难翻译。但是我对这个评价尚不置评。德国总体是走上了一条狭隘的道路或者说有变狭隘的危险。

德国之声:顾彬因为译著得奖,他翻译的大多数是当代诗人的作品。这些人中有些人的作品甚至不能在大陆出版,而现在德国译者却被中国授奖。您如何看这件事?这是一个矛盾吗?
郎密榭: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顾彬)当然翻译了北岛、顾城、杨炼等等,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也主编了德语版的《鲁迅全集》。他的研究领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当代和现代文学。这就是他为什么翻译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的原因。矛盾是有的,原因在于,中国现在接受这样的作品还有问题。顾彬可以说是扮演了先驱的角色,使得也许有一天中国也能够出版这样的作品。这个情况和现代艺术相似,如先锋艺术以前在中国没有人喜欢,但现在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不久前中国先锋艺术作品在国际上拿了梦寐以求的大奖,中国政府不再不闻不问,转而支持艺术家举办展览。这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文学上。那顾彬就是先驱了。

德国之声:前段时间顾彬批评了中国当代文学,现在中国给他颁奖。您怎么看这件事?

郎密榭:这个问题也难回答。他得到这个奖是因为,我说过,他先驱性的工作。他不仅是德国,甚至是欧洲、整个西方国家第一个关注这些诗人的人。如果我理解得不错,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小说,而不是针对诗歌。在这方面,不仅是德国,中国也需要改进,得到世界的认可,让别国的人也愿意接受中国的作品,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和狭隘。

德国之声:顾彬批评中国当代文学49年以后比不上以前的水平。您同意他的观点吗?你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

郎密榭:其实49年后和民国时代、后帝国时代是没有可比性的。(原因在于)世界性的视野和世界主义思想在49年以后、特别是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消逝了,而这种思想是很难再重新激活的。因此我同意这种评价。可以说是要破除一个基础,投身世界的基础,现在很难达到这个目标。现在中国处处想要再登顶峰,了解世界,这是另外一件事。

德国之声:最后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很多人对文学和文化交流感兴趣。他们有文化、懂外语。作为一位汉学家,您是否能够给中国的年轻人给一些建议,如何加强在文学方面的修养?或者是加强哪一方面的修养?

郎密榭:可能当代文学在中国是个大问题。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不像前人,伴随他们的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有些比较好的作品问世,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世界在前进,我大概给不了建议。但是既然是最后一个问题,我就说几句吧。年轻人要放宽视野,更多地观察,更有勇气,但不是盲目的勇气。去年在复旦大学建了一座纪念碑,纪念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诗人。现在中国想到了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只有几支笔和几张纸,其他再没有什么了,他们的情况当然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站在世界中央,需要迎接其他的挑战。

郎密榭(Michael Lackner):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非欧洲语言和文化系汉学教授。研究重点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史和关系现状、中国新思想史和中国现代科学语言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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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会达赖,布什比默克尔更“够朋友”?

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会晤了达赖喇嘛,并将出席美国国会今天为达赖颁发国会金质奖章的仪式。达赖喇嘛表现得最为轻松。就中国方面对布什在白宫与他会晤表示的愤怒,达赖喇嘛笑着说,每次都这样。白宫方面却无法轻轻松松地平息中方的怒火。除了强调布什与达赖的会晤纯属私人性质以外,双方在会晤后既没有公布照片也没有发表声明。

布什虽然是在白宫会见了达赖,但会晤地点是在其白宫住处的"黄色椭圆形厅",远离正式会晤场所椭圆形办公室。白宫发言人佩瑞罗说:"我们不想再对中国人火上浇油。"

即便如此,中国对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受到的高规格礼遇已经非常气愤。除了被邀请到白宫与布什会晤外,这位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还将获得美国国会颁发的最高奖国会金质奖章。曾经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奖章的包括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已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歌星南希.辛纳特拉,修女特雷萨等等。

颁奖仪式将在当地时间周三下午5时举行,布什也将到场,并将作简短发言,之后亲手将奖章颁发给达赖。这将是首次有美国总统在公开场合与达赖喇嘛共同亮相。佩瑞罗说:"布什知道,此举会引起不一致的看法。但是,作为美国总统,他总是在颁发国会金质奖章时在场,所以这一次他也将出席。"

中国方面对美国礼遇达赖表示愤慨。中共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说,我们很愤怒,如果达赖都能获得这个奖,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公正和好人了。中国外长杨洁篪先前要求美国取消布什与达赖会面的安排,说布什会见达赖是一次"错误的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如果美国不更正有关达赖的安排,中美双边关系会受到严重影响。"

布鲁金斯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成并不认为达赖获得美国国会最高奖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长期影响。他说,北京领导人知道达赖喇嘛几十年来在美国享有很高声望。北京只是对达赖访问的时间感到不满:"现在正值中共十七大召开之际。北京认为媒体应该更多地报道中国的进步。"

李成认为,布什事先就告知中国他将会晤达赖,这对事态是有帮助的。而默克尔在会晤达赖之前并没有这样做。中国人认为这是不够坦诚,不够朋友,缺乏信任的表现。因此北京迄今仍然对德国耿耿于怀,并且取消了一个又一个官方会谈。

为什么中国人对德国做出的反应远远比对美国要激烈,李成的同事,布鲁金斯学院的理查德.布什还有另一个解释:"如果跨越了现有的界限,中国人就会很生气。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会见达赖便是如此。因此北京的反应会如此激烈。"

中国方面不愿看到其他欧洲国家或政府首脑效仿默克尔,与达赖会晤,并且以此提升达赖的政治地位。不过,理查德.布什安慰说,长期而言,北京既不愿失去美国,也不愿失去德国。因为经济关系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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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7日

“和谐”十七大幕后的森严气氛

中共十七大昨天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报告中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进入深入的民主改革的呼声仍然持拒绝态度。为期一周的中共十七大在严格的保安措施下进行。数周来,有关当局还采用了拘捕,恐吓人权人士和上访者的高压手段,以阻止十七大期间发生抗议活动。

北京人民大会堂周围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戒备森严。无论是外国游客还是中国游客都不能进入天安门广场。诺大的广场上以及周围的建筑和酒店前都处是警察和便衣的身影。

所有这一切目标只有一个,必须保证5年一次中共党代会"和谐"进行,人民大会堂中的2200名代表决不能受到标语或请愿书的惊扰。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与过去相比,中国当局目前对异见人士和批评者采用的手段更为系统化,也更加严厉。北京人权人士胡佳数月来一直被软禁家中。他说:"围绕十七大的安全保卫,中国政法委和公安部早在七、八月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清查。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有数以万计的上访者被北京的警方要求各省截访的警察,信访局人员到这里来强行绑架回去。"

9月份,北京新南站附近的一个上访村被封。胡佳说,他目前受到20名安全人员的昼夜监控。这还是他从未经历过的:"我清楚地记得10年前的十五大和5年前的十六大。在我的记忆中,这些会议都没有十七大造成的恐怖气氛更浓厚。"

据人权组织提供的信息,数月来,中国对包括因特网在内的媒体的监控愈发严格,这些都是为了维护十七大期间的稳定。

中国当局在党代会之前和期间决不容忍任何批评,这一点华惠祺也有切身体会。上周,这位北京家庭教会维权人士遭到了警方的殴打。在被殴打后,华惠祺整整两天处于昏迷状态。他说,本月初他就受到警告,在党代会时期,他受到的监控比平时更为严格。

其他的人权人士的报告也类似。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说,他在办公室门口的停车场上遭到殴打。之后他被关押起来,还受到虐待。那些人要他必须在十七大召开前离开北京。

胡锦涛在周一发表的两个多小时的政治报告只有一句提到了人权问题,他说,我们必须尊重和保护人权。而在天安门广场上,大批警察和安全力量正在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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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6日

十七大开幕:鲜有新意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本周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旨在为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日后发展制定方针政策。此次会议是作为党总书记的胡锦涛主持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胡锦涛希望借此巩固自己的这一地位,并树立一座个人丰碑。

中共十七大于今天开幕,开幕仪式如同往年一样。军乐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人民大会堂前奏响雄壮的军乐。中国领导层成员列队步入人民大会堂,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国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胡锦涛,跟随其后的是其前任江泽民。两人间保持了一段距离。

胡锦涛随后在人民大会堂礼堂主席台上面对来自各地的两千多名与会代表做政府报告,主席台上高挂巨大的镰刀斧头党徽。胡锦涛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表示,这一趋势已势不可挡,此言显然是针对党内批评家的。在中共十七大召开前,他们曾致函胡锦涛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提出警告。这封在因特网上发表的公开信目前已被有关当局封锁。

与此同时,胡锦涛还在其报告中强调致力于均衡的经济发展政策。他说:"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

胡锦涛还强调将加强环保领域的工作,但同时指出,经济发展依旧是中共的首要任务,在2020年前,中国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

观察家们认为,胡锦涛的讲话鲜有新意。此次会议是作为党总书记的胡锦涛主持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胡锦涛希望借此巩固自己的这一地位,并树立一座个人丰碑。由其倡导的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等都将被写入党章。

对江苏省人大代表,入党已30年历史的丁意涛(音译)来说这是最为重要的:"我觉得党章的修改也是根据时代、根据老百姓的要求、根据广大党员的心声。我觉得应该是民生的问题大家最关心,这次来自基层的代表的比例也是比较大幅度地增加,势必要关心民生问题。"
此次党代会还将决定预示未来的人事安排,他们有可能在五年后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人们尤其对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新成员多有猜测。多位政坛后起之秀将进入由9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据称,被胡锦涛看好的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很有希望入选。但显然,上海新当选市委书记习近平也有望进入政治局常委。

但按照西方模式的民主改革似乎是没有希望的。早在十七大召开前,一名发言人就表示,中国永远不会模仿西方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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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2日

解析十七大:为何说习近平或李克强谁接班都不是关键?

"常人政治"虽然比"强人政治"是一个进步,但是它依然面临在非民主政体前提下属于无解的合法性问题。德国之声记者潇阳认为,无论五年后是习近平抑或是李克强从胡锦涛手中接棒,都不能改变中共面临的根本问题,也不能带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新解。后胡锦涛时代,除了推动实质的公民权,中共最高层领导精英的政治选择与个人发挥空间已经很小。

中共的合法性难题

相对于建立在普世人权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政体,中共的一党专制始终处于道德与法理上的弱势辩护地位。中共的合法性来源实际上并不合法,即缺乏法律根据,就像著名的2006年3月北京"西山会议"上自由派法学家贺卫方天真地发现,原来中共甚至"没有注册登记"过,因此从法律角度看是个"非法组织"。

普遍认为,中共的权力垄断来源于宪法,称"四项基本原则"被写进了宪法,"坚持共产党领导"因而至少有了宪法依据,且不管这部宪法本身是否在法理上有多少缺陷。实际上,中国宪法2004年最后的修订版本中并没有将"四项基本原则"原封不动搬进宪法,而只是间接地认可了中共的实际领导地位。

至少在这一最新版本中,中国的宪法回避了中国共产党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只是间接地从共产党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方式阐述了中共垄断权力的历史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源于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打江山者坐江山,这便是中共垄断权力的宪法逻辑。

在领导革命的使命已经结束、意识形态已经对社会生活和相当程度上对政治生活失去操控意义的时代,支撑中共的合法性这"一个中心"问题实际上只有"两个基本点":对意识形态的垄断性解释权和营造事实合法性。"邓小平思想"也好,"三个代表"也好,还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三种提法实际上都是可以互相循环推导和替代的,本质上并无新意,其精髓便是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的对意识形态的灵活解释,而要想保证有一个如此弹性的解释空间,不垄断解释权本身就无法做到。例如,当今中国,宪法上规定国有经济是主体,实际上私营经济和私有化了的国营经济才是中国的经济主导;宪法上说权力来自人民,实际上权力来自政治精英。而这些公然的宪法理想与宪法现实之间的"打左灯向右转"式的矛盾除了引起"毛派"在网上发泄怒火,并不会引起社会的不安。

中国实际上有两个宪法,宪法本身和中共党章,二者交相印证,互相提供根据。这种现象如果非要有个形象的比较,那么它就有点像在一场游戏中,参与的一方本身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裁判和仲裁委员会。The
winner make it all, and the winner take it all.
显然,这样的对待游戏的游戏态度本身就是一场游戏,缺乏与自由民主政体争辩的逻辑与道德力量。

因此大可不必认真看待十七大上是否将胡氏"和谐社会"观写进党章,因为"事实的合法性"才是对中共来说更为重要的。事实的合法性便是:中国的经济自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以来基本上都是持续高速增长,国力增强,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保持和营造这一事实的合法性,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之后的根本问题,这与谁进政治局常委谁当总书记无关。

未来中共高峰领导人的模式

任何对未来的预测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这里的假设是至少在中期内,中国依然是中共一党领导,不出现多党制的民主政体。在这一假设内,中共(十七大)选拔未来最高层领导人候选人时设定的政治轮廓大致可辨。

他必须是政治上可靠的:太左和太右对于中共来说都是风险。他必须是非左非右的-以保持政治稳定为目标的的实用主义者。

他必须是强有力的领导人:他必须具有统帅、摆平和整合中央精英领导集团内部派别矛盾的潜质。他必须保证中央权力对基层吏治的腐败趋势有一定的控制能力。

他必须是稳健和有胆识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充满风险和变数的全球化时代进行的和不可逆的,因此他一方面要主政稳健,一方面要有战略眼光,即作出的政治决策要符合"科学的发展观"。

任何一个未来的中共领袖,他都有两个硬性指标:在中国内部建设"和谐社会"和国际上提升和巩固大国地位。这个"和谐社会"要防止社会因贫富两极分化(这也是一个社会财富的控制与再分配问题)而骚乱,而"大国地位"的基本要求是能保持领土完整,至少具备消极的军事防御能力,在国际政治上扮演一个"极"别的重要角色。实现这两个硬性指标的前提是经济的稳定增长,而稳定持久的"经济建设"又离不开政治上的稳定。只有实现这两项指标,中共才能在不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前提下维持政权的"事实合法性"。

迄今,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改善是中共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是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和全球化时代经济增长风险因素的增加、不可预测和难以操控使得领导精英不得不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假如经济停滞甚至衰退和增长不能保持可持续性,中共则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全部责任,从而有失去合法性的危险。因此,除了资历(如党龄,学历,执政经验)、派系族谱和政绩,"危机管理"的意识与能力也是中共选拔未来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考量。

一旦"事实合法性"不存在了,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吞食实用主义政治的苦果。在规则制定者和仲裁者的权威丧失殆尽以后,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游戏就不再有规则可循,后果可想而知。

为了避免"事实合法性"失灵后中国社会的灾难性失控,中共在维持一党制前提下能做的,只能是利用"和平的发展机会",在社会尚可控制的稳定时代,大力推动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意识形态失灵的实用主义政治下,道德建设的努力很难有效果,即使是中共想重拾传统的儒家思想,也不可能在以基本人权的自由主义道德(个人自主、价值多元、宽容)以外找到新的足以整合社会的道德源泉。

这里的法制不是"法治"-不是传统"法家"的乱世用重刑的以惩罚为目的的法治,而是旨在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不受到国家权力和其它社会成员肆意践踏和侵犯的法律秩序。当社会失范时,如果其社会成员至少仍然能尊重法律的权威来解决冲突,那么这个失范还不是灾难性的。

在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所谓的"全盘西化")前提下,如果中共能有意识实行"良政",培育一种尊重实质公民权的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和社会行为文化,那么妥协和宽容就会成为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冲突时的行为习惯和默认的潜规则,从而降低社会冲突的破坏性。

实质公民权至少要包括这样一些元素:基本的社会保障和财产权、基本人身保障、非政治的个人发展自由、个人对国家权力侵犯有一定的法律抵御能力、至少是消极政治参与的权利(例如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开明的中共领导人仍然可以在推动保障实质公民权上有很大的作为。例如更好地对权力的进行监督(引进一定层次上政治竞争机制,如民主选举和高层差额选举,行政问责制等),例如开放媒体和给予公共舆论和媒体以更多的自由,发挥媒体的权力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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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进最高层?中国问题专家看法不同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5日召开,这一日期及2217名代表的名单早已公布,与以往党代会相比,增加了透明度。十七大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无疑是人事安排。谁将进入政治局?现任政治局常委中,谁将在党代会之后退休,谁将跟进?目前海外媒体充斥了各路专家的分析猜测。德国之声记者就此听取了一些人士对第5代领导层热门人选的估计。

十七大与以往党代会不同的是:在党代会召开在即的时候,接班人的问题依然没有定案。最高层仍在讨价还价,曾庆红到底退不退,如果他最终让出政治局常委的位置,胡锦涛将付出什么代价?中国早已没有了毛泽东、邓小平那样被公认的领袖人物,现在的最高领导层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需要斗争和妥协。其实这未尝不是一种进步。

香港媒体最近报导,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张德江和周永康将在十七大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将在5年后接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三月被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时,西方媒体曾对他投以极大的关注。去年9月陈良宇下台,上海帮遭受致命一击之后,习近平这一人选对上海来说是不幸中的幸运。他曾担任福建省长和浙江党委书记,都是沿海发达省份,应当是上海模式经济改革的支持者。现年54岁的习近平是典型的太子党政治家,其父习仲勋为中共元老。西方媒体津津乐道的两个细节是:习近平的妻子比他名气更大,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星彭丽媛。另外,习近平的私人朋友包括美国财长鲍尔森。上海市委书记在中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官职,这也是习近平被外界看好的原因。

不过,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李成认为,习近平赢得了一场小战役,却输了大局:
"我觉得他进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多方面。主要就是他到上海的时间很短,而且现在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里有规定,到地方以后必须在这个地方呆至少两年或两年以上,而他本来作为太子党,已经受到很多批评,当然也许有一些人想把他提拔起来,包括胡锦涛也许希望提拔习近平,但是这方面的阻力会很大。"

太子党遭受批评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步入仕途之后,往往被派往经济发达的省市,比较容易出政绩。比如现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就是因在青岛主政而受到邓小平青睐,而商务部长薄熙来则以另一个海滨城市大连为起跑线。俞正声在十七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很大,但他只比胡锦涛小三岁,不大可能在5年后接班。而少壮派的薄熙来虽然不乏光彩,又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但据说在担任商务部长后锋芒过露,造成人脉不足,降低了进政治局常委的机遇。

与太子派系相比,胡锦涛为首的所谓团派政治家则大多在艰苦地区经受了磨练。他们当中呼声最高的是现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辽宁和他之前所在的河南是两块硬骨头。李克强运气不佳,刚担任河南省长就经历两场大火。在任省委书记期间,艾滋病村、假冒伪劣等丑闻虽不一定是他的主要责任,但毕竟也没有给他带来荣誉。李克强可以说是胡锦涛的嫡系,在北大法律系就读期间,积极推动学生会的民主尝试,因此他也成为海外温和民主派的希望所在。但现在看来,李克强的接班地位并非板上钉钉,这也说明在当今中国政坛,政绩也很重要。

中国内政专家李成说: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李克强在河南、在辽宁做得比较好一些,或运气好一些的话,可能就比较明朗一些。因为(在同代政治家中)他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的,又有两个地区作省委书记的经验,又是在共青团组织系统上面,非常有人脉,是在非常好的位置上。但是正因为河南发生了几次火灾,在辽宁又发生了矿难,而且河南又有艾滋村,这都给他进一步上升带来了阴影。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他会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

另一个团派明显是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有人将他和李克强、习近平、薄熙来共称为中国政坛的"四大天王"。还有一个名字也许会引起中外媒体更多的关注,他就是今年刚刚50岁的令计划。今年9月,他被提升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现任总理温家宝和国家副主席曾庆红都曾担任这一职务。

有望在十七大上进入中共最高层的还有公安部长周永康、北京市长王岐山和政协副主席刘延东。刘延东既属团派又是太子党,还是胡锦涛清华的校友。在女性政治家走俏的时代,如果胡锦涛也想打破政治局常委的男人世界,那么刘延东就是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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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0日

解析十七大:没有张扬的政治改革?

在一个权力交接缺乏制度性保障的政治体制内,十七大的最重要新闻看点依然是幕后角力后水落石出的人事沉浮。有观点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是"常人政治",以别于至邓小平时代为止的"强人政治"。如果说十六大还是"强人意志"的安排,那么十七大则将以"常人妥协"作为政治安排。德国之声记者潇阳认为,"常人政治"的本身就是一场没有张扬的政治改革。

日前与一位中国新闻界人士交谈时,他提出将中共建政以来中国政治分为"强人政治"和"常人政治"两大类型的说法。"强人政治"便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政治,"常人政治"则是胡锦涛一代开始的政治。由于江泽民主政时至少在前半程受控于"强人",因此可以被视作从"强人"到"常人"的一个过渡。"强人"之强就在于他的个人意志与权威能够在基本上没有妥协的条件下贯彻,"常人"之常就在于他的个人意志与权威受到制约与挑战,他的政治行为必须是妥协的。需要指出的是,"强人"与"常人"之分并不是规范性的政治统治形态分类,如"极权政治"、"威权政治"或者"民主政治"等分类。也就是说,中国的"强人政治"和"常人政治"在实质上都属于"威权政治"的一种。

胡锦涛是不是"常人",外界最关注的十七大人事布局问题就自然成了检验这一说法的一个具体标尺。如果中共的权力核心-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像媒体和坊间猜测的那样由"团派"、"江系"和"太子党"联合组成,那么这一结果就会被看作是印证了胡锦涛是"常人"的说法。笔者认为,判断胡锦涛是"常人"还是"强人",更主要的还是应该以他能否"大胆"启动民主政治改革为标准。
中国何时开始政治改革?这是每逢中共党大会时中国政治观察家必然加以热衷猜测的问题。其实从中共十五大起,就有不少观察家猜测中共要启动政治改革,但这样的猜测最后都一次次落空了。如果从"强人"与"常人"之分野的立场看,政治改革的难产未尝不是一种"正常",因为即使假定胡锦涛有启动政治改革的意志,但是他作为一个"常人"却没有这样的政治权威。从这一点看,中国的政治改革其实已经在悄然进行,只不过这个过程的背后没有一个明显的"推手"。十七大上,如果胡锦涛不但有政治改革的意志,而且能将政治改革的意志加以实现,例如将中共的意识形态向"社会民主"方向转变,那么胡锦涛就仍然可以说是个"政治强人"。

可以判断的是,"民主政治"并不是这样一种的没有经过张扬的政治改革的预设目标,但"权力民主化"必然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如果说"民主政治"的价值基础是林肯经典概括的"民主民治民享",那么"权力民主化"指的是在不质疑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前提下少数政治精英对绝对权力的一种"分享"或者"分赃"。无疑,被分享了的绝对权力是一种受到制约的权力,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内外的所谓"民主派"在对"民主政治"在可见的未来基本不会实现的情况下,对党内靠分派来实现权力制衡的一种期望。

这一期望并不与胡温主政的思路矛盾。"常人"胡温基本上沿袭了强人邓小平的思路,认为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式制度(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开放必然会破坏中国的稳定,而稳定则是中国发展的最根本条件。到胡锦涛和温家宝2002年主政起,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只剩下了一个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固守这一原则的底线不被突破的前提下,胡温二人在不同的场合都明确提出过要进行"党内民主"的改革。

"党内民主"固然是几十年来中共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基础词汇,但是党内民主在中国八十多年的历史中其实从来没有实现过。胡温的"党内民主"如果不再只是一个装点门面的幌子,那么它必然离不开"党内选举"和"党内分派"这两大内容。从中国老大哥那里学得改革开放经验的越南共产党实行总书记差额选举,从而反过来为老大哥树立了一个"权力民主化"的样板。可以想象的是,胡锦涛如果有意推动"党内民主",在一定权力层次上的差额选举将是一种可选模式,例如党大会代表甚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实行差额选举。十七大前,海外媒体对胡锦涛接班人的猜测在席近平和李克强二人之间摇摆不定。也许,胡锦涛之后,中共效法越南,总书记在席李二人之间差额选举产生。

"党内分派"指的是权力与人脉渊源的派系,如介于现实与传说之间的"江系"、"团派"、"江苏帮"和"石油系"等等,那么这样的权力制约并不是一种政治进步。如果这样的分派指的是意识形态与政见上的多元化,那么这样的"党内分派"实际上已经在形成。就像刘晓波在写给德国之声的十七大专稿"中国体制内异见的左右分野"中说的,"体制内外的政治异见声音越来越大","无法再把全民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声音上。特别是党内的民主派和毛派,二者的政治观点都不同于现任当权者,不时地发出批评性的声音,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的政治风景之一","即便是现任官员的公开发言,也不再是千人一腔,有些官员甚至不与中央保持一致"。体制内也好外也好,异见声音的得以表达而且得到当权者容忍,这虽然不能说是"政治改革",但至少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改革"。政治文化的改革最终促进政治改革,这也许是中国未来政治沿革的一个"中国特色"。

被认为是党内民主派主要发言平台的杂志"炎黄春秋"今年七月份刊登山西省委党校教授吴敏的"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一文,以该杂志贯有的打擦边球方式,暗中批评新一代领导人不敢碰"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戒条,回避真正的政治改革。吴敏认为,1997年到现在中共执政理念上的新元素新风格,例如"依法治国","和谐社会","亲民政策",还有温家宝主动提出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没有足够的改革力度或者根本谈不上是根本性改革。但是要想快刀斩乱麻地结束"以党治国",恐怕仍需要有一个"政治强人"。在胡锦涛还只是"政治常人"的情况下,能进行一种不张扬的渐进式政治改革已经是对十七大的一个合理的期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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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大前中国异议人士频遭“和谐”

在中共17大召开前夕,北京市委书记刘琪再次表示,要保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给17大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然而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对很多异议人士而言则意味着行动自由受到更大的限制,甚至人身安全也遭到威胁。例如9月底,北京的维权律师李和平就遭到了绑架以及严重殴打。

9月29日下午5点半左右,当律师李和平离开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律师事务所准备回家时,被几个不明身份者劫上了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和平说:"他们把我夹在当中,把我的手反剪起来,我的头被按得很低。车开出去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们把我从车里拉出来。我感觉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地下室。后来他们摘下蒙在我头上的布,开始用高压电棍殴打我,浑身上下都被电棍电过了。他们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让我们离开北京,不要在北京再做律师了。"

除了受到殴打以及人格侮辱,李和平的手机卡、装有多年重要资料的笔记本硬盘、移动硬盘,以及律师证、护照全部丢失。在经历过这一切李和平说:"任何时候我都不想用激烈的言辞谴责他们,骂他们。但是他们确实是很过底线,很过分。这些人好像对我很恐惧,很不信任,恨不得钻到我脑子里去看一看,我到底在想什么。"

李和平表示,由于没看到任何能够证明凶手身份的东西,因此也不愿对任何人进行怀疑。不过他透露,此前公安部国内政治保卫局曾经要求他离开北京,由于李和平没有离开,因此他的身边开始有警察进行跟踪。而当他被绑架时,跟踪的警察恰好借故离开了。李和平说:"他(警察)说他看到我被拉到车上去,后来车开走了。他说我没回来,他就回派出所呆到7点钟。平时国保局不知道我们上哪去了,肯定很着急,到处找。这次我没有发现他们有这个行动。"

虽然李和平表示不愿对凶手的身份进行猜测,但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则确信,这一事件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所为。胡佳认为:"他们(国家安全局)是找准了目标的。尽管李和平个人性格很低调,但他涉足的维权案件都是蛮有影响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一直是高志晟律师的支持者,他很关注高智晟律师及其家人的情况。中国政府对这方面的事情非常记恨,他们需要用一些方法来'教训'
李和平律师,同时也是为了在整个维权律师群体中制造恐怖气氛,让维权律师在17大之前保持一个所谓收敛的状态。"

目前胡佳本人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住所周围已经有警察看守,除了去超市、医院、或者节假日回家看父母,他平时几乎无法出门。除了少量外国媒体以及外交官,也几乎没有人能够探访胡佳。17大前夕,胡佳感受到的高压比往年更加强烈。他将其称之为"赤色恐怖"。
"许多人被殴打,尤其是那些不为人知的上访者,对他们的手段是非常残酷的。"胡佳还表示,同样在9月29日,维权人士叶国强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刑事拘留。对于17大之后维权人士的处境,胡佳并不乐观。他认为,重要的不是高层人员如何变动而是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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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死刑日看中国这方面现状和前景

10月10日是世界反死刑日。这一活动日是四年前由世界反对死刑联盟提出的。目前,全世界仍有64个国家在应用死刑。在美国50个联邦州内仍有38个联邦州的法律中含有死刑的规定。从2006年到今年9月,美国总共执行了92例死刑。而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仍然超过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总和。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中止执行死刑。

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报导如下。

虽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今年1月收回了所有死刑判决的复核权之后,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的死刑执行数量有所下降,但是中国到底有多少人被判处并被执行死刑,国际社会不得而知。人权观察综合独立组织的统计数字认定,中国每年大约有7500名囚犯被执行死刑。

人权观察的佩里姆・吉恩认为,中国政府需要透明化,"中国政府宣布今年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有所下降。但不幸的是,所有和死刑有关的信息和数据都不透明。中国并没有相关的数据统计。我们只能够认为中国政府自称执行死刑的数量有所下降,但并没有独立或官方渠道公布的数字能够证明这一点。如果中国真的减少了执行死刑的数量,我们对此表示支持。我们需要在所有判处死刑案件司法进程中的透明度。"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刘仁文教授认为,中国正在向政府信息透明化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信息政策正在慢慢满足公民的知情权。我个人认为,中国死刑的执行数量在未来的时间内会不断下降。直到某一天,死刑执行的人数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是说,政府觉得公布死刑数量不会引起国际社会太大的惊讶的时候,政府不会太失面子的时候,公布死刑数量就会成为可能。"

中国国民经济很多指标都居世界之最,但遗憾的是,中国执行死刑的案例数量也是世界冠军。人权观察统计显示每年有7500例执行死刑的案件,另一独立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估计这一数字超过8000。人权观察的吉恩认为,中国可以判死刑的罪名太多以及不公正的法庭审判是死刑数量高居不下重要的原因。

"中国有很多罪名可以被判处死刑,至少包括68项,其中包括腐败等经济犯罪。这是中国死刑数量居高的原因之一。此外,中国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很大的问题。有一系列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很多遭到中国司法指控的囚犯没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机会,并没有获得合适的辩护机会。"

此外,死刑犯器官买卖也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强烈抗议。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政府计划禁止摘取死刑犯器官,除非接受病人是自己的近亲。上周,中华医学会在一个国际会议上承诺遵守国际器官移植的标准。人权观察的吉恩说:"我们听说中华医学会与世界医学会签署了相关协定,结束死刑犯器官移植买卖。但是这一消息及其细节尚待证实。和其他问题一样,这一问题也没有达到国际上通行的透明标准。"

目前中国的法学家和政府内部都在激烈讨论是否应该维持死刑的威慑力。杀人偿命是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老观念。改革派学者则认为,应该在中国废除死刑。社科院法学院的刘仁文教授说:"作为一个教授,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现在可以立即废除死刑,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对社会不会造成颠覆性的威胁。中国官方绝大多数主流观点认为,现在废除死刑不现实。但是死刑具有威慑力等理由并没有实践的证明。这只是一种假设,一种预想。让官方保持死刑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民意的问题。官方认为,废除死刑老百姓不答应。"

就在世界反对死刑日前夕,中国又有多人分别在广东和陕西被判处死刑,另有一名囚犯在内蒙古被执行死刑。在世界反对死刑日,世界范围内仍有19000-25000名死刑犯在监狱中等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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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9日

INGO--做中国的根与芽

据统计,目前大约有200多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INGO)在中国生根发芽,所开展的项目涉及健康、环境、教育、艾滋病等诸多方面。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几个像世界自然基金会这样属于规模较大的组织,绝大部分都是只有几个职员的"小作坊"。这些境外的非政府组织无论大小在与中国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都会遇到无数尴尬和困境。记者走进这当中的一家--珍古道尔研究会(中国)。

进入立秋的北京却仍脱不了暑气。早上才过8点,白辣辣的阳光就开始照耀着布满尘埃的城市,空气中弥漫着一团团白雾。挤不上公共汽车的上班族们脸上挂着焦躁的情绪。东三环边上一座国际学校里只有一个临街的房间大敞着窗户,那就是珍古道尔研究会根与芽北京办公室。工作人员小高一边吃着早点一边说:"我们对空调都不太'感冒',不到热得受不了的时候都不会开,这对保护环境也有好处。"

小高说的"我们"其实只是6个人,一水儿的娘子军。负责人何莉佳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12年,说话操着一口北京口音的美国人。她说,从小时候起珍?古道尔博士就是她心目中的大英雄。长大后她担任志愿者并于2000年在北京帮助成立了珍古道尔研究会(中国)。

根与芽办公室因为摆满办公桌而显得有些拥挤,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书写板,上面标出整个月的工作计划。办公室的旁边是一间玻璃隔断的小会议室,里面摆放着几个书柜和各式各样的宣传品,墙上挂着科学家珍?古道尔博士的大幅照片。办公室和小会议室都是国际学校免费提供给研究会使用的。这对每年只有80万人民币资金运作用于北京、成都两个办公室开销的研究会来说,不能不说是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财政压力。

但是同其它驻华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一样,珍古道尔研究会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无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境外的非政府组织不能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注册登记。但是不能登记,就意味着无法申请银行帐号,就意味着无法接受捐款,也就没有钱去开展活动。在北京落户的绿色和平组织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直到现在都不能接受中国内地的捐款。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非政府组织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找一个本土的合作伙伴,由合作伙伴去相关部门登记;二是以公司的形式注册。"合作伙伴很难找。中国的政府机构都知道,如果和我们合作要承担很大责任。因为如果非政府组织做出些什么敏感的事情,政府就会找合作伙伴的麻烦,所以很少有哪些组织能找到中国方面的合作伙伴。"何莉佳看起来一脸的无奈。第一条路走不通,留给珍古道尔研究会的选择也就只剩下以公司的形式注册。既然是一个经济实体,就必须要交税。研究会在获得捐款的同时要为捐款方开具发票。"开发票就要纳税啊,5.5%的税。如果到年底有盈利的话,就要交30%的税。我们不可能盈利。可是一个公司不盈利就可能被工商局查。我们很担心,如果持续几年都是这样就会被查。以后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说到这何莉佳突然哈哈地笑起来。

在中国珍古道尔研究会平均每年获得的各类捐款总值只有80万人民币。赞助公司也只是雪夫龙中国公司和拜耳中国公司等3,4家国际型大企业。许多中国的公司企业还没有形成担负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对这些公司企业来说,即便捐款也不会捐给外来的非盈利机构,他们更愿意把钱送给政府所属或者与政府带有密切关系的基金会,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拉关系"。
用何莉佳的话来说,她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不断地通过找企业、找关系、联系朋友来找钱。在工作中她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渠道。由于珍古道尔研究会开展的根与芽的环境教育项目都在学校里进行,而不少在国际学校读书的孩子的父母都在一些国际型大公司工作。孩子们回家向父母介绍他们在根与芽活动中学到的环保知识,同时也就引起了学生家长对珍古道尔研究会的兴趣。目前支持研究会的两个最大的赞助商雪夫龙公司和拜耳公司就是通过这种渠道找到的。

"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是珍古道尔研究会在中国最大的项目。如今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300个根与芽小组。其中参与者当中大学生的比例占到近一半。这个项目将环境、野生动物保护以及社区三个概念结合在一起,鼓励每个根与芽小组了解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并做成小的环境保护项目,从小的变化带来大的影响。

何莉佳说:"(中国)政府不是反对我们,他们只是担心控制不了我们。但是,他们也要意识到,为什么叫非政府组织呢?因为你不需要控制,他们都在帮助社会。政府还在考虑怎么接受我们,怎么和我们合作。"

珍?古道尔博士(Dr. Jane
Goodall)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从1960年起,她开始在坦桑尼亚冈比国家公园进行对黑猩猩的行为的研究,并因此而闻名。珍?古道尔建立了珍?古道尔研究会,致力于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旨在鼓励人们发挥自己的能量,理解和保护我们的环境,尊重和同情所有生命。

缅甸局势仍然不明联合国决议也不清

由于中国提出的一系列修改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原计划对缅甸暴力镇压示威群众作出的决议内容有可能受到严重软化。本周一,安理会各成员国代表在纽约就此进行了为期数小时的讨论。公布决议的具体时间目前尚不清楚。目前缅甸军政府仍在继续追捕抗议示威的发起者。德国之声发来如下报导。

缅甸军政府任命了一位负责与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进行对话的官员。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多年来一直受到软禁,与外界完全隔绝。不过联合国特使甘巴里一周前访问缅甸时,缅甸军政府同意与昂山素季举行对话。劳工部副部长、退休将军昂季负责为缅甸军政府与昂山素季之间的联络进行协调。不过双方的会谈具体何时开始目前尚不清楚。

目前缅甸当局仍在继续抓捕反对派人士。每天都有人遭到逮捕。据国家电视台报道,对佛教寺庙进行的晚间搜捕行动中发现了武器,其中包括刀、斧头、弹弓以及子弹。国家媒体"缅甸新光报"称,违反法律的僧侣将受到严厉惩罚。该报一篇评论还表示,自封的积极分子将被当作刑事犯而不是政治犯对待。

示威活动被缅甸军政府血腥镇压后,被捕的反对派人士的命运仍是未知数。据缅甸国家媒体报道,目前尚有数百人仍在狱中,其中包括135名僧侣。反对派组织则称,真正被关押的人远高于官方数字。

国际红十字会发言人卡拉?哈达德批评缅甸军政府2005年以来一直阻碍该组织的活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探望囚犯会受到阻碍或者遭到拒绝。哈达德几个月前就已经对澳大利亚广播电台表示,红十字会从那时起就已经几乎无法核实政治犯以及其他囚犯的情况,"他们对我们的探访增加了额外条件。这些条件与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所采取的程序相抵触。例如我们探访囚犯时,必须有一名政府代表在场,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此探访囚犯的工作暂时停止了。"
根据大赦国际的最新报道,缅甸有超过1100人因政治问题而遭到关押。他们中的很多人身染重病,并且很可能受到了刑讯及侮辱。

尽管仰光局势紧张,但那里的市民仍在以自己的方式与政府对抗。据媒体报道,士兵在晚间会受到石块的袭击。

目前联合国安理会正在闭门对谴责缅甸局势的共同声明进行讨论。该声明将谴责缅甸军政府通过暴力镇压和平示威的行动,并且敦促其停止镇压,释放被拘留者、政治犯以及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但是中国仍然坚持不应使用"谴责"、"强烈哀悼"等字眼。中国本周二还表示,制裁缅甸军政府无助于冲突的解决,反而有可能导致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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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绿色遇到红色

国际著名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从1997年在香港落户,到现在已经在中国地区进行开展了10年的环保活动。机构也从香港一处增加为包括北京、广州在内的三个分部。而这个常以极端激进方式提倡环境保护的"绿色和平"组织进入到中国之后是否也会"入乡随俗"而变得温和起来呢?记者采访了绿色和平中国分部项目及传讯总监卢思骋先生。

德国之声:绝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成立分支机构的时候都会在中国民政部门遇到注册难的问题。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吗?

卢思骋:我想由于国内现在一些关于NGO(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对于国际NGO和本地NGO来说都存在注册的困难。这也不是绿色和平单独面对的问题。在国家的法规不断完善的过程中,NGO可能需要比较耐心地等待。我们在中国(内地)也有一个工商机构的注册,但是在香港是以慈善善团体的名义注册的。

德国之声:绿色和平在北京的办公室被注册为"绿色和平公司"?

卢思骋:反正全名是不重要的。我们很清楚,是以绿色和平的名义去注册。那我想,这个尴尬的局面,倒不是我们感到尴尬,应该是中国政府和民政部门感到尴尬。为什么有实际存在的NGO却不能以一个非盈利身份去注册?

德国之声:在中国地区工作的绿色和平组织怎样筹集运作经费呢?

卢思骋:绿色和平不接受政府、政党、政治团体和企业的捐款。我们所使用的所有钱都是老百姓捐的。我们在香港大概有16000个每个月捐100元人民币的捐款者。算下来,一个月大概有160万的收入,供包括香港、北京、广州整个中国区工作的开销。

德国之声:这些钱够用吗?

卢思骋:肯定是不够用。现在中国的环境问题这么严峻,我们希望能尽快在中国内地获得合法的公众捐款。我们也相信,中国的公众非常关心自己的环境,也希望有像绿色和平这样的环保团体在他们的支持之下展开工作。那我想,现在只有等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之后,这点才能做到。目前内地市民如果想向绿色和平组织捐款,就必须有一张国外的信用卡,通过转帐的方式将捐款转到香港的账户上。除此之外在内地募款是有难度的,我们也不想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

德国之声:绿色和平组织在西方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激进的环保组织,经常听说成员驾驶橡皮艇拦截大型捕鲸船之类的消息。但是,绿色和平组织到了中国是不是就变得温和许多了呢?

卢思骋:我想大家看到的都是激进的绿色和平。因为我们提出的都是最关键的环保问题。我们不会纵容问题最主要的责任方,比如说大的企业或者是某国政府。从这一点看,绿色和平是很激进的。但同时绿色和平组织也是很实在的,很实事求是的。我们希望能看到一些很正面很积极的改变。企业做的不对的时候,在破坏环境的时候,我们会提出批评;但是,他们做的好的时候,为保护环境带来些贡献的时候,我们也会给他们充分的肯定。绿色和平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批评加合作,同时存在。至于中国政府是否喜欢绿色和平,这个问题要由中国政府的人来回答,会更适合一点。我想应该这样说,在任何地方如果想做得有效的话,你需要符合当地的国情。中国有它不同的地方,美国也有它不同的地方。要做得有效的话,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怎样把工作的时效放得最大。这是我们关心的。

德国之声:当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有了明确规定的时候,绿色和平组织的行动方式会不会发生变化?简而言之,会不会向绿色和平组织在西方的行动方式靠拢?

卢思骋:绿色和平的立场是很坚定的。我们认为这个世界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大家需要以不同的方法,以创新的思考(方式)去面对我们的挑战。不能以老的方法回应问题和挑战。同时,我们的立场建立于我们的手法,需要符合效益,怎样能用最小的投入达到最大的效果。促进正面积极长效的环境改变是我们最关心的。

德国之声:中国地区绿色和平组织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似乎这是一个会英文的"小资"感兴趣的组织,是代表一种身份和社会层次的组织,不再单纯是一个环保组织。

卢思骋:其实我们收到全国各地很多草根老百姓寄来的信,比如他们在信中说"我们村的河被污染了,你们能帮忙吗","我老家的林子被砍了,你们能帮忙吗"。我想,环境保护是中国各个阶层都面对的(问题),而且特别是对边缘弱势群体,他们在经济开发的过程中所面对的环境压力比城里人更大。绿色和平希望和中国的老百姓站在一起,回应经济发展这么快而造成的环境危机。我们有特别草根的在社区进行环保工作宣传,也有一些非常高端的政策研究,主要的对象就是政策制订者。我们要求的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是全方位的,让社会不同阶层都能参与进来。

德国之声:中国内地的老百姓如何能参与到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中去呢?

卢思骋:大家可以到我们网站上去了解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的工作、也传播我们的工作。大家也可以在网站上留下电话地址,有新的环保信息我们可以及时和大家沟通。我们现在没有在内地成立一个会员制度,原因我也讲过了,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但是大家可以在网络上保持一种交流,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方法。另外,我们还出台了很多研究报告,促进企业的转变。譬如说,我们停止了电子垃圾的进口。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得到国内200多家大型食品生产商的承诺,不使用转基因添加成份。我们也帮助中国政府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上可以更有成效地进步。我们也做了一些有关气候变化的研究,进行普及,让一般的老百姓去了解。

德国之声: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推动环保工作具体有什么优势吗?

卢思骋:我们有30多年的国际经验,同时我们也是在全球比较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由于我们的独立性 我们不接受企业政府政党的捐款
我们能很自由地、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去推动环境保护工作。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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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6日

九年之痒结束:戴姆勒回归单身生涯

10月4日,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在柏林股东特别大会上宣布,正式与克莱斯勒分手,从此该公司只叫戴姆勒了,跟九年前的婚前一样。小股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对给克莱斯勒总裁那么高的补偿颇有微词。德国之声记者综合报导如下。

重新变成叫"戴姆勒"的单身汉

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总裁迪特.蔡车(Dieter
Zetsche,有泽策、泽谢等多种中文译法,都不贴近德语发音)在10月4日柏林的该集团股东特别大会上宣布,从此克莱斯勒不再属于该集团,新的集团只叫"戴姆勒"(Daimler)。当然了,这个德国公司九年前的名字是"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现在这"奔驰"也算是"搞丢了",只留在了中文的汽车名字里。

蔡车总裁说:"考虑了各种可能性的机会和风险,我们得出结论,这是最佳方案。我们从而将获得塑造和投资力,因为总额高达370亿欧元的健康(保险)和退休(保险)义务留给了克莱斯勒。我们由此而加强了收益的可持续性,因为将来我们不再那样强烈地受制于摇摆不定的北美市场量的变化。"

他这样解释新的公司名字:"以戴姆勒这个康采恩名字,我们给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在此揭开了新的篇章,同时对作为汽车发明者的这个形象给予了肯定。"

小股东们高兴而又不高兴

参加股东大会的小股东们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德国证券拥有者保护联合会(DSW)的施密茨先生表示:"公司与克莱斯勒离婚,受到了股民们的赞扬和感谢。"戴姆勒购回价值75亿欧元的股票,合10%的股值,也得到股民们的积极评价。

但股民们对支付高额的补偿金给克莱斯勒原总裁汤姆.拉索达和董事埃利克.莱登瑙,股民们还是有意见的。施密茨说:"并不是所有法律上没问题的事情在道德上也是应该的。"资本投入者保护会(SdK)的拉尔斯.拉布里加认为,给克莱斯勒原高管以高额补偿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因克莱斯勒而)经历了几年资产流失。"

九年是怎么痒过来的

1998年5月7日,戴姆勒-奔驰总裁施莱姆普和克莱斯勒总裁伊通在伦敦宣布了两大公司的合并决定。施莱姆普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合并,它将改变工业的面目。"

1998年9月18日,戴姆勒的股东们99%以上投票赞成合并;克莱斯勒股东有97%多赞成。

1998年11月17日,新企业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公司的股票在全球销售。

2000年4月1日,伊通退出后,施莱姆普成了集团唯一的总裁。

2000年7月28日,戴克参股于日本三菱。2004年4月,由于这家日本公司的高亏损而退出。

2000年11月17日,德国人迪特.蔡车成为克莱斯勒的总裁。在他的领导下,克莱斯勒的业绩一开始有所好转。

2005年:克莱斯勒赢利15亿欧元,而梅塞迪斯则是赤字。

2006年1月1日:蔡车接了施莱姆普的班,担任集团总裁。这一年,克莱斯勒又走上了下坡路,亏损数十亿。

2007年2月14日:蔡车宣布对克莱斯勒大裁员,至2007年共裁减13000个岗位,减少40万辆车的产量。

2007年8月3日:戴-克的分手确定。美国投资商Ceberus将买下分手后的克莱斯勒80.1%的股份,买价为约55亿欧元。剩下的19.9%留在至今为止的母公司。

2007年10月4日:特别股东大会,决定了分手后的公司叫戴姆勒股份公司(Daimler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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